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

        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同要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力资源复合体”，它要大于各个部分的单纯总和。这样一种资源复合体是很难改变的，原因无非在于它里面看似不同的要素之间有强大的纽带——宗教与教育的强有力联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就此而言，“人力资源复合体”是根本无法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即时调整的，它构成了人类的地理环境的一部分，资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适应。进一步讲，它对文化的、种族的、族群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历史中的一切微妙之处都有深切的敏感，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要么是从某种先前存在的社会的摇篮中孵化出来的，要么是在后来的年代强行从外面添加进去的。已经有了差异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一些“原材料”，新的人力资源复合体必须从中被塑造出来。最初的原材料的性质很容易从结果中分辨出来。社会基础设施的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和历史确保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和领土安排绝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而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国家机器、行政部门、有组织的宗教等等尤其可以成立。
        然而我们的论点是：资本流通在转化、维持、创造，甚至恢复某些社会基础设施时要以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为代价。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相互联系的大致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基础设施必须由剩余来支持，而这在资本主义之下意味着由剩余价值的生活来支持。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它们解释为树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因此，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其中被雇用的人提供支持的价值流通把在工作地点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过程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延续整合起来了。
        问题在于，这种关系在概念是是怎样的？在一个极端，有人坚持认为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在经济基础面前具有独立的力量和相对的自主（这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对剩余价值征税的权力）。在另一个极端，有人认为社会基础设施仅仅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要求（这否认了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以及历史和传统的意义）。按照后一种概念，地理组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缺乏意义了——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仿佛仅仅反映了地理分工的需要和资本所要求的空间组织的其他侧面。两种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需要某种打破僵局的办法。
        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一直认为，资本流通必须被看作一种连续的价值扩大的过程。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不过是这个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必须联系到整个过程来探索这个环节的意义。
        通过向资本征税而得来的价值会在流动中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支持，从而会以有效需求的形式——对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有效需求——回归资本资本在这里并没有损失。于是，被雇用的人表现为纯粹的“消费阶级”，因而间或可以起到与比例失调等问题相抗衡的作用。但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所吸收的时间是失去的时间。总的资本周转时间会由于这个流通领域的扩大而延长，而这有损于价值的扩大。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地理再分配也都是可能的。对在一个地点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征的“税”可以在世界的另一边作为有效需求重新出现——这对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之类的组织是成立的，就像它对于美国银行可以成立一样。即使本地并没有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消费中心也有可能出现。这些中心的主流人口是“消费阶级”识别它们的主要方式也逐渐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行政的、研究的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的职能。至于这些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来进行的对价值流动的地理再分配是有哪些原则支配的，却很难予以确立。除了周转时间的一般限制之外（周转时间本身也是可塑的，因为地理上的迁移变得更加容易了）。地理再分配在最坏的情况下似乎是任意的和偶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则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派系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些派系也包括“消费阶级”，它们有自己的特定利益），其中一些资产阶级也许还会以城市、区域或民族国家的名义在地理上界定自己。
        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也有可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价值所具有的“生产率”的概念尽管很难精确地讲清楚，却绝不是多余的（我们立刻就能想到，它与对物质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是平行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的改善可能会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劳动力的质和量可以通过医保和教育来改善，也可以通过大量无形的手段来改善——它们会影响纪律、职业道德、对权威的尊重、自觉性等等；这些改善可能会给剩余价值的生产带来有益的影响。倘若工人看来是难以驯服的、无法无天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报刊或布道坛上对他们进行说教，或者运用道德制裁、法律权力或镇压权力来恐吓他们？因此，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些价值可以被看作为了强化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而设计的投资。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流入行政和监管部门的价值，只要它们有助于维持资本的周转过程在加速时的安全和平稳。我们可以再引用一个事例：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提供支持的价值流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新技术）直接回到生产领域。无可否认，社会基础设施这“环节”在资本流通的总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类价值流动本身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它们仅仅强化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问题既困扰了资本家，又困扰了我们——识别出让这种潜力得以实现的条件、手段和形势。个别资本家只要很有可能获得利益，也许就会尝试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有限的投资，因而会推动研究和开发，由此改善劳动力的性质（医保、岗位培训等等）。但由于许多利益既不确定，又容易扩散，所以资本家必须把自身建构为一个阶级——通常是借助国家这个代理人——并由此找出集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一般场地，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分辨由它庇护的价值流动有哪些代表了资本的直接需要，又有哪些出自其他阶级所施加的压力。流入社会基础设施的许多价值同价值生产率的改善毫无关系。却与收益的流通密切相关。资本家或许被迫要向“消费阶级”缴纳剩余价值，因为后者以某种方式取得了征税的政治权力。工人阶级或许也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例如，对意识形态控制和镇压的投资关系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所带来的威胁；只有当工人积累了足够的力量、需要加以笼络时，通过社会开支来整合和笼络工人的需要才会出现。
        然而从资本积累的立场来看，只要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这是社会条件的改善所产生的后果——可以抵消并盖过资本周转时间的增加，那么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不会给资本带来损失。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用的规则，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总的价值流通中这个特殊“环节”的作用做一些评估。
        社会条件的改善往往要酝酿较长的时间。它们会在一段时间内吸收价值，往往到了很后来才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生利益（例如，使劳动者适应社会并对他进行教育要花许多年）。这使得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成了吸收剩余的理想场地——这些剩余来自资本的过度积累——由此就可以拖延价值丧失，因为有效需求在投资的时期是不会减少的。由于不同种类的社会投资具有不同的偿还时间，所以国家要有合适的财政管理，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积累过程造就稳定的前景。
        但这里归根到底会出现一些两难，它们恰好与建成环境中的投资所面临的两难是一样的。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所以过度积累这个根本问题就加剧了。另一方面，倘若社会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导致这样一种增长，相关的投资就必定会被评判为非生产性的投资，其中吸收的价值实际上也就丧失了。因此，资本由于在社会基础设施中非生产性的流通而遭受的价值丧失就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前景。然而，投资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它们的内在性质，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利用它们的能力——倘若劳动过程改变了，需要不熟练的劳动力，那么对熟练的劳动大军的教育就白费了。出于这个原因，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尽管最初表现为一种很容易使资本积累保持稳定的手法，却变成了一片不确定的泥沼——在国家的社会开支所遇到的周期性财政危机中，这一点显得十分现实。
        这类投资还展现出了另一种独特性。它们不会（像机器一样）在使用中老化，而是像土壤肥力的改良一样是可再生的而非可耗尽的资产，从而可以随着时间的退役而得到渐进的累积。科学知识的收获不会老化，在法律的精致、教育的策略、管理和行政的技术专长等方面的收获也是一样。劳动大军的态度同样有可能以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方式来渐进的演化。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也可以造成优质的条件在地理上的积聚。于是，这些区域在积累面前表现出了“自然的”优势，因为这里累积了很多“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生产资本很可能会被吸引到这些区域。
        但起反作用的倾向也在运作。社会基础设施相对永久的优势可以为榨取区位租金提供基础。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会产生成本——这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因为对它们的维持有一个前提，即资本要以“克制的”形式来使用它们（这一点与对土壤肥力的维护有明显的平行关系）。倘若维护的成本上涨了（相对于有竞争关系的区域），资本家的区位优势就会减弱。资本家如果厌倦了支付沉重的税负或克制自己对剥削的渴望，就有可能（往往是在新的、与不熟练的劳动相适应的劳动过程的辅助下）迁移到新的社会环境中，那里的“人力资源”比较贫乏，但是维护的成本也要低廉得多。由此，在先前享有特权的区域积累的资产就被毁灭了，在创造它们时吸收的价值也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