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劳合·乔治继续写道，“当我们的困难由干魏茨曼博士的天才而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愿意请首相把你向英王陛下推荐授与某种荣誉。’他说：‘我自己不需要任何东西。’我问他  ，‘难道我们不能做点事来表彭你对国家所做的宝贵支援吗？’他回答道：‘是的，我希望你为我的人民做点事’……这就是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家园那个著名宣言的起源。”
这个“著名宣言”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以一封阿瑟·贝尔福致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的信的形式，表明英国政府有责任“以赞许的态度来考虑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家园的问题”，并且“以最大努力促使这一目的的实现”。这个文件的渊源比简单地为魏茨曼的生物化学工作支付报酬要远为复杂得多。其他的代言人和政治家也在进行工作，而魏茨曼的2000次拜访也应计算在内。战后很久史末资证实了这种联系，他说魏茨曼“作为一位科学家的杰出战时工作曾使他在协约国中间为人所知并卓有名声，他呼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声音具有更大的分量”。
尽管有这些必要的条件，劳合·乔治关于此事的记述比具有优越感的历史学家们通常所讲的更有价值。一封由外交大臣签署的118个字的信很难说是对英国陆军和海军大炮免于过早老化的不适当的报酬，这封信使英王陛下政府对在将来某个时间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承担责任，并“明确谅解不应做任何可能伤害巴勒斯坦非犹太社会的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哈伊姆魏茨曼的经历是战时科学权力的一个早期并有益的例子，政府注意到了。科学也注意到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支持以色列的西方人，不仅有对犹太民族悲剧的道义上的愧疚，也有对犹太知识人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敬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