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于罗素来说，要克服早期“心理主义”产生“主谓结构”的“聚合原则”，就必须将诸多对象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理解为实在的。后期维氏关于“规则”的思考仍然关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规则”是以一种客观存在的“常项”形式被用于连接我们的诸多行为，还是我们在一种整体性的“显现”之中获得了对于“规则”的直观。更直接地说，我们对“规则”的掌握是通过对“规则”本身的描述得到的，还是通过观察规则在其中起作用的整体性活动得到的。而这一问题意识，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期维特根斯坦前后期之间的阻隔。
卡维尔对于语言学习原初语境的揭示赋予了维氏一种激进的姿态，这种“超出”源于我们不断地回到最原初的情境：不是对规则的“违反”，而是不断投入新的“语言游戏”当中，甚至在后者之中建立新的“在地性”。我们在讨论卡维尔关于“怀疑主义”与“标准”（Criteria）的论述时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这样一种建立，正如我们在“现象主义”那里所看到的，是预先将自我投入其中的建立，而不是建立完型之后的“入住”。从“在地性”与意义获得的主观必然性角度来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跃出规则的边界，取决于我们在地性中对于“必然”之“我”的理性与经验的积累。

卡维尔尤其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每一次“言必所指”发生的情形下，都是一个使我们能够发现这种理性积累的契机。而如何解释皮切尔所说的，比如“阿门”这个词在大多数人不知道其“意义”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被持续使用呢？因为这样一个关于“信实”的词语，本身就已经具有信仰语言全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