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电影何以与日常语言及日常生活形式同根同源 57
Bazin “On the Politique des Auteurs” (1957): a warning on aesthetic personality cult个人美学崇拜;Hollywood VS Politique des Auteurs
好莱坞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并不仅仅在于导演的质量,而更多地在于这种优良传统在确切的观念中始终活跃。好菜坞的优势不仅在于技术方面,它更多地依赖于美国电影的天性,一种需要社会学式的方法才能够被分析而非被定义的东西。 引自 导言 两种“现实主义”:爱森斯坦与巴赞之间的卡维尔 / 057 突出巴赞的“现实主义”的实证化面相,反衬出自己以“日常世界”奠基电影本体论 60
两种现实:
1.爱森斯坦的蒙太奇 核心:辨证的真实
电影作为艺术能够动态把握哲学中“物”的概念
蒙太奇本身即冲突 激发日常空间的建立
2.巴赞的长镜头 事件串联 实证美学
卡维尔从一个非常切身的角度展开这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我们对于电影有什么样的疑惑,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总是随意而轻松的。就像卡维尔为日常语言所做的辩护中提到的,我们能够在日常语言的“在地性”中“轻易”而“直接”地理解一些严肃的道德境遇,获得它、经验它并进而保有“道德感”,却不必将自己暴露在这种“极端境遇”之中,真实地去面对残酷的“道德责任”。卡维尔在这一辩护中所给出的深意在于,任何一种媒介之所以能够成为“本体论”的,就在于没有任何先于“理解”而阻碍人们进入其“在地性”的客观障碍或者准入权威。这并不是说某种艺术或者日常媒介能够让我们逃避道德,而是说电影作为一种“观看媒介”,由于它自身所具有的“在地性”而非仅是“对象性”和“知识性”,它才成为一个可以随时进人的“世界”而与我的“世界”发生交际。67-8 引自 一 《看见的世界》中的艺术媒介论与审美共通感 / 065 卡维尔曾明确表达了“伦理”对于“世界”的奠基意义:“道德原因的自行设计(designed)在我所能够指望的探索世界的活动中驱使我从混沌走向清晰。”这种伦理或者道德境遇并不是某种客观的“道德律令”或者“伦理规则”,而是日常语言所表征的“生活形式”的奠基因素。 引自 一 《看见的世界》中的艺术媒介论与审美共通感 / 065 传统的视觉媒介中,我和“世界”不能在同一媒介中被同时保留。而电影作为“本体论艺术”第一次实现了在某种艺术媒介中“世界”和“主观性”的同时在场。在卡维尔看来,这就意味着电影这种“本体论”艺术媒介的“目的”不在于再现现实,而是实现了人类某种对于主观性位置的“愿望”,它解决了我们在认识世界时所遭遇的“唯我论”与“现象主义”的疑难。电影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它在保全“世界”自身的同时也保全了观看者的“主体性”,这就意味着这种“媒介”不是一种被使用的“中介”,而是类似于“生活形式”的“艺术形式”本身。【电影的起源:魔术🪄无中生有】76-7 引自 一 《看见的世界》中的艺术媒介论与审美共通感 / 065 参与一个“艺术经验共同体就暗示着成为这一“媒介经验共同体”中的“公民”,由此我和艺术媒介的自主是互相实现也是互相负责的,而不仅仅是对于某一“中介”的服从 卡维尔在《看见的世界》开篇部分通过各种描述暗示了电影院作为视觉场域的这种“城邦性”,尤其认为“伙伴”的存在对于观影经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就引发了卡维尔日常语言思想中的另一个概念,即“必然性”的问题:我们把电影“看作”一种真实的理由并不在于他以什么技术手段更好地反映了真实…… 一种“去中介化”的意义实现只有通过这种语言的同调才能够到达。从日常语言到电影本体论,卡维尔始终都在说明为什么这才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与审美经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因此,电影的“本体论”意义在卡维尔的思想中就表现为其审美经验的运作方式得以让其媒介本身“消失”85-6 引自 一 《看见的世界》中的艺术媒介论与审美共通感 / 065 卡维尔希望通过电影表达的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积极性:艺术不是反映现实或者逃避现实,而是对于现实的负责,在脱离现实的更新中保留着与现实“复婚”的意图。而无论是“自我指涉”式的本体论阐释,还是解构主义式的阐释,都仅仅关于“联姻”与“离异”两极,这样的机制实际上是无法事实运作的。 威利特将卡维尔对于《费城故事》的解读视为对于德里达“友爱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Friendship)的回应。德里达指出,当代社会对于民主的旨趣显然是以兄弟关系被理解的,这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被揭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夫妻关系示例了贵族的美德,父子关系则是君主制的例证,而被良好建构的民主政体则如兄弟之谊。但对流行友谊模式的过度强调实则建立在一种伦理的相似性上,而并不关涉与截然不同的人难立友谊的问题,这种友谊也没有考虑到两性差异而只在男性之间,因此以它来指代民主是片面的。但威利特指出,虽然德里达看到了女性的缺失,却越过两性关系直接转向了与陌生人的关系,这跳跃“让我们更像是被从家庭和共同体中连根拔起的难民…… 朝向陌生人的“友爱”也不过是另一种“主体中心性”策略,作为“陌生人”自身的视角仍是缺失的。相反在“复婚”中无论男女都处于被教育以及被创造的具体实践当中。威利特认为卡维尔的策略才真正解构了那些非民主的暴力。97-8 引自 二 好莱坞喜剧中的“复婚”主题 / 087 卡维尔的艺术本体论思想:自动的、无休止的革新与建构总是伴随着我们对于亲密性的背离与恢复。 民主,比如说友爱,是基于缺陷而不是基于美德,是基于我们日常缺陷中的精神冲突。但是如果这些缺陷能够改善我们的美德,那么它们就必须在以他人为约束的情况下行动起来。在政治和友谊中,傲慢的无视他人才是更危险的缺陷,而且往往这就是悲剧的基础。因此,喜剧中的缺陷也是有意为观众所准备的。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喜剧中的友爱看作民主的精缩版本……民主是通过交际和争论兴盛起来的,同时这也是喜剧式的对话解构。这种反讽平衡对抗傲慢,这对于民主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就是它最基本的意义所在。团结所预设的不是一致而是差异。事实上它就兴发于此。 引自 二 好莱坞喜剧中的“复婚”主题 / 087 想到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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