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读书笔记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的重修元气的过程。
以“古典西方文明衰落”作为题旨，韦伯论述了古罗马文明——或者说罗马帝国衰亡的社会原因。对全文的核心内容加以总结而言之，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古典西方文明毁灭于其向欧洲内陆不断扩张的帝国逻辑以及其商业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而造成的整体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转型或者说“必然的倒退”，由此导致整个帝国的统治逻辑与帝国军事体制的崩溃，最终让位于日耳曼人的封建制与中世纪文明。简单来说，古罗马衰落于其政治-经济的帝国体制内爆。
具体言之，韦伯首先区分了两种劳动方式——自由的劳动分工与非自由的农业劳动：自由的劳动分工主要发生在城邦或商业活动繁荣的城市，而以奴隶或佃农为主要生产者的非自由农业劳动则集中于乡村庄园，两种劳动在古典文明时代的每一个国家或帝国都同时存在，两者往往相互竞争——自由劳动者希望能够不断扩大市场，将非自由劳动者（奴隶）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而非自由的农业劳作则致力于不断扩大并稳定非自由劳动者的数量，以实现农业经营的专业化。
历史告诉后人，古典文明的覆灭发生在自由劳动让步于非自由劳动的社会经济过程当中，韦伯的分析思路着眼于非自由劳动对于劳动力——即罗马乡村庄园中毫无人生自由，作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的无休止的需求，这一方面刺激罗马不断向外征服，而征服则能够带来大量的战争奴隶，并且在当时形成大型的奴隶交易市场，这便是罗马向外政府与向内发展庄园农业的内在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自由市场的发展限制并不影响国际上的贸易往来，相反的是，国家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奴隶制庄园的非自由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贸易的市场并没有下沉到社会基层，因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并没有人身自由与私人财产，而是依靠土地与庄园经济为生的奴隶主上层阶级：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主要货物是各种高消费的奢侈品，也只有奢侈品才能够在高额的运输费用中为商人牟利，而奢侈品正是上层阶级的主要消费品；另一方面，庄园经济所带来的自然经济实力与上层阶级的消费力推动了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张铺设在自然经济之上的，稀薄的商业网络。庄园自然经济与国际商业的结合共同为罗马内部的商品交换经济形式套上了发展的枷锁。
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罗马北征的失败，罗马军队从日耳曼森林中撤离，帝国的统治转向收敛型的政治统治——其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首先就是奴隶的数量大大减少。奴隶作为工具在没有人身自由与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并不能在兵营式的军事化管理中组成各自的私人家庭与生殖繁衍，这为庄园经济带来大量的奴隶缺口，扩张与征服的停止被迫让庄园主转变对于奴隶“非自由劳动者”的身份转变，由作为工具的奴隶转变为获得部分人身自由并能够持有私人财产组成家庭的“农奴”，农业劳动者的依附关系从依附于奴隶主/庄园主个人转变为依附于庄园主的土地，从此子子孙孙被束缚于土地之中。
对于庄园主来说，以农奴定期的义务劳役以及实物缴纳的税收再也难以支撑上层阶级对于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奢侈品的渴求，在各庄园主渐渐转型成为完全通过庄园的土地自给自足的土地领主的过程当中，原先在海岸城市建立首都的罗马帝国在将政治与经济中心前往内陆的历史过程当中再进一步地远离了海洋与国际贸易——土地庄园主开始了向封建领主转型的社会过程。
而对于整个古典西方文明—罗马帝国文明来说，自然经济基础的转型过程带来的影响是：1. 商业城市的消失。以商品交换市场为依托的交换式自由经济彻底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商业城市”与商业文明的渐渐消弭，大部分的人口与劳动力在封闭且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尽可能摆脱外部市场的大庄园与土地之上，庄园主渐渐作为土地领主成为当地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与领导者，在每一个领地内往往严格限制人口的向外流动，庄园与领地渐渐取代了城市；2. 货币财政的匮乏与军队的转型。国家的财政政策从货币税收渐渐转向实物税收，而罗马帝国辽阔的疆域治理要求一只高度官僚化的官僚队伍与常备军，这往往意味着需要相当可观的货币支出；而对于军队的维系来说，由于庄园领主自主性的扩大，以及领土内劳动力对于庄园自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家再也难以从广大的农奴中征召常备军，取而代之的是在军队内部进行“自我繁殖，国家的常备军形成了职业的雇佣兵团，并且在边疆地区征募日耳曼蛮族作为罗马的戍边兵团进行管理，相应的，在货币财政逐渐破产的情况下，帝国向蛮族许以土地作为“封土”，这也就是日耳曼土地贵族的早期由来。
历史证明，正是这些早期贵族加速了罗马帝国与古典西方文明的内部衰败与覆灭——自然经济取代了曾经部分发展的自由商品经济；领土贵族成为了地方上的行政权威；国家常备军被各独立王国中占据封地的各贵族与领地骑士组织而成，以层层分明的人身依附关系取代了对于皇帝与帝国的认同，“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韦伯所论述的古典文明衰败的社会原因当中其实就已经隐含着西方文明在经历了中世界之后商业文明重新兴起并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趋势，韦伯无疑认为古典文明衰落后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史以及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政治遗产为现代城市文明、城市商品经济与市民自由的出现提供了历史上的雏形与资源，这也是韦伯早期研究所呈现的“历史意识”，而这种轮回式发展的西方史观应该说在韦伯的后期研究，尤其是对“西方理性主义”的研究与思考中仍然是潜藏的思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