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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阿尔蒙德
第一章：政治文化的一种研究方法
1. 民主制度需要民众参与，但是民选的领导人要进行统治，而统治需要义务、耐心以及信任。
2. 派伊认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组织的技术。在合理性与权威性相结合这一点上，它与工程和技术是共同的。工程学是将合理性与权威性运用与物质实体，现代社会组织则将其运用于人和社会组织。
3. 传达给新兴国家精英分子的民主政体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不完整的，而且还过分强调了它的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的一面。
4. 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
5. 走向世俗化的第一步是脱离罗马教廷以及开始容忍宗教的多样化；第二步hi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商人阶级，并且王室和贵族也卷入到贸易和商业的冒险以及斤斤计较之中。
6. 这是一个在地球表面只不过占一小块地方的人，糊里糊涂地摸索以人道（民主政体）和理性驯服暴力，并将它改变为能反映所有人利益的建设性工具的一个过程。
7. 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这些民主理论都强调，维持一个民主制度需要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需要普遍的公民责任感。
8. 我们使用文化这个概念时，只是指它的多种意义的一种：即对社会客体的心理取向。当谈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
9. 我们说“政治的”或“输入的”过程，指的是需求流动从社会进入政治体，再把这些需求转换成权威性决策。明显处于输入过程的结构包括政党、利益团体、传播媒介。
而“行政的”或“输出的”过程指的是实施或执行权威性决策的过程。明显处于这一过程的结构包括行政机构和法庭。
10. 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所所包括的五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一个政治体中的许多个人当中，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的取向结合、融合、交织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
表1.政治文化的类型
作为一般对象
输入对象
输出对象
作为对象的自我
村民的
0
0
0
0
臣民的
1
0
1
0
参与的
1
1
1
1
“公民”是参与型、臣民型、村民型取向的特定混合，而公民文化则是公民、臣民、村民的取向的特定混合。
11. 只要政治文化是混合的，在文化和结构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紧张以及结构不稳定等特点。
12. 正如派伊所指出的，反复灌输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以及培养臣民遵守中央集权规定的习性，是新兴国家第一优先的问题。
13. 政治心理这张钞票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在政治过程和运行方面，它却不是不能随便兑现的。
14. 我们不再假定存在着一致性，而是需要确定一致性或不一致的程度和性质，确定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发展中那些影响文化和结构之间“相互适合”的种种因素。
15. 在这些迅速变迁与分裂的社会中，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和高度的不连续性，必然会产生心理上高度的混乱、不稳定性。
16. 布罗根指出，在英国的历史发展中，侧重主动性和参与性的民主的公民文化与侧重臣民义务和权利的古老政治文化，二者融为一体。
美国社会体系——包括家庭——的一般权威模式，倾向于强调政治能力和参与，而不是对合法权威的臣服。
德国所谓的自由概念——从各诸侯国反对帝国权威的斗争时代到19世纪形成国家——更接近于使邦国摆脱外在限制的自由，而不是指个人的主动性与参与。
17. 在革命之前，墨西哥的政府和政治实质上是外来型、抽取资源型和剥削型的结构，它不太稳定地奠基于一个本质上由父亲系族、村民及种族及阶层群体组成的社会。
18. 在意大利，一部分人倾向于把政治系统视为外来的、剥削的力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墨西哥人倾向于把他们的革命看作最终实现民主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工具。
第二章：政治认知的模式
“政治文化的特征就成为对广义上的政治体系，对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以及对作为政治主体的自我的各种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还有评价取向出现频率。”
1. 政治模式认知的四个基本方面的描述和分析：
第一，是试图发现在这五个国家当中，人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要性的看法。第二，是衡量了解和接触政治及公共事务的程度。第三，是测量对政治信息的掌握，目的是找出各国成年公民在掌握，目的是找出各国成年公民在掌握政治信息方面有什么差别。第四，是衡量这些公民是否愿意对政治问题做出选择或表达自己的看法。
2. 在“政府输出”的问题上，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要，并且提供例子说明这种重要影响的受访者至少是臣民。如果他们意识政府的影响，但却对其不满意，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疏离的臣民。如果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或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
3. 我们在使用公民文化这个术语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参与政治输入活动的责任感，以及有参与的能力感。尽管关心政府和政治事务仅仅是有限的公民责任感，然而，没有这些责任感就没有公民文化。
4. 民主的能力，与拥有关于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的有效信息，与运用这些信息分析问题并且提出影响决策看法的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5. 似乎除意大利以外，在所有的国家中，表达政治意见是很普遍的，即使缺少充分信息的人也是如此。
6. 在一国家中，感情状态或政治情绪也许是对政治体系合法性最重要的测试。
第三章：对政府和政治的感情
1. “体系感情”：对国家的优点和成就等方面的态度。
“输出感情”（Output Affect）：人民对于会受到政府官员什么样的对待所抱有的种种预期。
“输入感情”（Input Affect）：人民对于那些与选举公共官员有关的机构和过程的感情，以及对于那一般公共政策制定的感情。
2. 在那些因突发的革命动荡而卷入政治的人民身上，会出现长期执着于革命理想的态度模式。
3. 这些资料似乎证实了对美国人的普遍印象，即对官僚习气不满，对低效率和官样文章十分反感。
4. 如果普遍男女要参与民主的政治过程，他们必须有这样的感觉，即自己的参与是安全的，他们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不至于招来什么风险，并且相对于其交谈的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如果这些预期不存在，进行政治沟通的动机就会受到限制，而政治沟通就会是有限的 、隐秘的、限于自己家庭之内或者“意识形态上可靠的”群体。
5. 人们是不是“莫谈国事”，或者说是否有一个公开的，以及相对而言限制较少的沟通过程，还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程度，以及它们的自由和自主程度有关，与利益团体能否相对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控制，以及政党制度的特点和政党之间的 关系也有关。
6. 谈论政治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接触大众传媒相对来说相对消极。
7. 谈论政治意味着冒险，在极权国家中是很大的风险。在民主国家中，风险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仍然存在。
第四章：党派立场
1. 民主党派立场指的是有政治感情而不是漠不关心。但它也暗指了感情的特定性质。这种感情的特定性质。这种感情必须是可以公开表达的。政治气氛也必须能够接受党派感情的表达。如果政治生活的 基调充满威胁性，以至于人们为了安全不得不压制党派感情；或者，党派立场的消极和敌对意识太强，以至于压制党派感情（或者只能有限表达），那么，我们就认为，开放的、温和的党派立场需要的条件还不存在。
2. 对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来说，开放的、温和的政党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负责的多数派和忠诚的反对派（responsible majority and loyal opposition）之间的“感情接点”（feeling correlates）。
3. 茨特施耐德认为，由于个人是许多团体的成员，所以利益团体分裂政治体系的影响会得到缓和。在政治上，这些成员身份不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的累积，而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因此个人就会协调这些利益并将其结合起来，减少冲突。
4. 一般而言，保守的运动比起左翼的运动更具有传统取向，而传统意味着在宗教和社会地位上的排他性。
5. 民主的基础结构的第二层次的组成部分——政党、利益、大众传媒，就好像人体循环系统的静脉和动脉一样。除非它们跟处于社区的初级结构——家庭、朋友、邻里、宗教、团体团体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否则，个人追求、需要、要求和喜好等因素，就不会有效地从个人及其初级团体流向政治体系。
所有政治体系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生活在社区的亲密团体（Intimate Groups）之中，并在其中发现、发展、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
很少有人完全投身于政治，成为政治人物。
“从个人和社区到合法政治机构的感情流（flow of affect）”
6. 在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制度中，一个发散型结构的社区和有一定程度分工的政治结构是融合在一起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正是通过这种融合，参与到政治当中。
7. 意大利人倾向于回避选举过程，正如他们也倾向于回避政府和国家。人们甚至可以把对自己所属的政党的强烈责任感视为对政党制度的抗拒，即拒绝承认其他政党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的一员。也可以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政党视为一个选举的竞争者，而是视为一个教会，或一种“生活方式”。党派立场是一种完全的、强烈的责任感——它有强烈的否定的一面，即把相反的一方视为完全异己的、具有威胁性的道义取向；它也有强烈的肯定的一面，即一个人把自己的政党完全视为教会，或者说，对左翼人士来说，相当于教会的世俗组织。
第五章：参与的义务
1. 公民这个角色，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并不取代臣民和村民角色，而是后二者的补充。只有少数人把他们的公民角色看得比臣民和村民角色更加重要，对这些人来说，政治就是头等大事。
2. 当然，政治道德主义者在描述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时候，可能并不受个人实际做了什么的影响，当然，他会考虑到他觉得人们能够做什么。这是三个不同的类型的问题，但彼此相互影响，在分析一般人自身的看法时，情况尤其是如此。
3. 积极参与政治必然导致忽略其他的义务。规范性政治理论所谓积极的，有影响力的公民并没有排除臣民的义务。
4. 个人所奉行的规范，主要取决于制度容许他扮演什么角色（尽管规范和制度二者结合很少是完美的）。但规范对结构有一种反馈的效果，如果规范和结构二者结合得好，规范就会加强结构；如果规范和结构结合得不好，就会造成制度内部的紧张。
5. 一个能够让公民参与的结构的存在，对个人所遵循的参与规范有相当大影响。
6. 如果积极参与在一个国家很普及，这并不表示比较被动参与的价值观已经消失，或者说臣民和村民的价值观已经消失。
7. 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需要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决策，那么民主的政治文化，就应该包括一系列支持参与的信念、态度、规范、感觉等。当然，信守这种规范没有得到普及，就是制度朝着鼓励参与的方向发展，它本身也不能创造出参与制的民主政体。
8. 政治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接受了参与的规范，同时却又觉得实际上不能够参与。
当民主的神话与政治现实之间产生严重冲突时，结果就会出现愤世嫉俗的见解。
第六章：公民能力意识
1. 在地方政府允许参与的地方，就会培养出公民的能力意识，而这种能力意识则会扩展到全国性的层次；如果与人们打交道的政府只是距离上更遥远、结构上更难以接触的中央政府，那么，培养能力意识的过程就会更艰难。
2. 一个对于他能够做什么只有模模糊糊的想法，或是清楚地知道哪些方式是他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可以利用的，两者大不相同。
3. 在“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中，个人被描述成与国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关系中，他没有别的社会资源可以用来帮助自己，他自然会感到无能为力和焦虑不安。
4. 在个人需要寻求他人支持——个人相信他们处于挑战性政治情况时候所能够争取到他人的支持——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先从其所属的非正式的面对面团体寻求支持，而不是从其所从属的或附属的正式组织取得支持。
5. 虽然个人不会利用他的正式组织作为直接影响政府的 手段，但他的成员身份还是会使它更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府，使他更有可能实际上去进行这种尝试。
6. 在极权国家政府企图影响个人，国家的力量渗透家庭和朋友圈子，以利于它的宣传和控制。国家力图控制这些非正式团体。而在我们研究的这些国家，非正式团体的行为方向正好相反，是它试图渗透并控制政府。它表现了政治体和社区的融合，而不是将社区同化于政治体。
7. 某人是否觉得他能够影响政府行为的方向，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要视政府的结构而定——这个程度就是政府向公民提供的渠道如何。
8. 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一个地方性或全国性法规，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
一个人对于其公民角色的自我感受，随着他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地位而大幅度变化。
9. 政治能力随着受教育程度或职业地位的提高而增加，但合作能力似乎却植根于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
第七章：公民能力和臣民能力
1.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扮演公民角色的机会可能是很有限的；但在所有社会中，无论其特定政治制度的形式如何，个人都是臣民。
2. a.有能力的公民可以在制定政策时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他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的是有影响力的角色。参与时，他带着一种明示的或者暗示的威胁：如果政府官员不满足他的要求，就会遭到某种形式的剥夺。
b.臣民不参与制定规则，他的参与也不涉及运用政治影响力。他的参与是在政策业已确定并进入执行阶段的时候。臣民能力大多只是了解再既定规则下他有什么权利，而不是参与制定这些规则。虽然臣民也可能努力使政府官员有所反应，但他提出的是请求而不是要求。
3.公民参与是一种更有选择性以及发展更缓慢的参与类型，它从那些较易被政治化的人逐渐传播到那些较难被吸引到政治生活中的人。
4.政治能力的发展往往与美国的臣民能力发生冲突。民主参与的扩大，影响了法治控制下的独立政府权威的观念。随着民众对政府的控制加强，它与这样一个观念——独立的政府机构是受一整套法律的和行政的规则和规范控制，而不是受民众的政治影响所控制——发生了冲突。
例如，在杰克逊时代，参政权扩展了，新的群体进入了政治过程。这虽然增强了政治民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政府行政部门从属于政治的倾向。
个人对政府事务有发言权的标志，并不表现在立法机关通过社会立法对个人需求有所反应，而是个人与警察之间的麻烦可以“摆平”（fixed）。
5. 在英国，有能力的公民与有能力的臣民，二者是并存的，而在美国，与能力的公民往往取代了有能力的臣民。
6. 墨西哥革命意味着个人突然卷入了政治之中。大众的注意力转向推动变革的中央政府，同时也转向那些指引着国家前途的英雄。个人对政治能力的主观意识的确有所发展，但这种能力并非基于经验。
7. 墨西哥革命创造了政治能力，但这只是一种渴望的、神话式的能力意识。而且，在革命发生的那个社会，一个独立而合理的行政体制并没有扎下根来，地方性行政机构只是传统政治权力的工具。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行政机构仍然从属于政治势力，而且至今还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
第八章：能力、参与和政治忠诚
1. 政治体系如果要持续存在，还必须要比较有效率，相对来说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政府所做的事情，要令公民有最低程度的满意，使他们不致起来反对政府。而一个体系要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可能，它就必须被公民认可为是一种恰当的政府形式。
2. 长期的政治稳定可能更取决于一种更为广泛的对政治体系的依附感或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并非完全以体系运行的表现为基础。
第九章：社会关系与公民合作
1. 将政治品质和政治态度从一般的文化特征中分离出来，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只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政治文化当作一个独立的因素，从而考察它的各个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确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跟另一个国家有什么不同。
2. 自愿的社会交往情况在稳定的民主社会中更为普遍，这反过来也反映了在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信任感和安全感。
3. 对频繁参与群体活动并且重视外向型性格特征的人而言，人际环境也是安全的和有回应性的。
4. 在探讨政治合作的根源时，我们不仅要看一个国家中合作性社会活动的程度如何，还要看这些活动被转化为政治资源的程度如何。
5. 为了看政治上可以求助于其他公民这个信息是否植根于社会和人际关系态度，需确定：a.有利于合作、信任的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态度，在那些相信非正式团体在政治上确实可以利用的人当中普遍存在；b.合作性人际关系态度的存在，的确影响到人们对组织团体能力的信念。
6. 不仅是因为有利于与其他公民合作的一般社会价值和态度，在英国和美国较为普遍，而且这些一般的社会态度与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在这两个国家比其他三个国家也更密切。
7. 如果在人际关系中的一般态度，与贴着政治标签的人交往时的特定态度不一致，就表明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之间缺少一致性。
8. 一个人觉得政治紧张时可以利用他所属的初级团体，与这样的信念——团体成员的身份不应取决于政党方面的隶属关系，团体不应被 政治上的冲突所干扰——并不矛盾。
9. 与自己政党的感情联系，或者支持跟自己刑罚相同的人，并不妨碍组织团体；只有当这些联系到了排斥与跟自己相反的观点时，才会成为组织团体的障碍。
不是党派观念本身，而是否定的带有敌意的党派观念妨碍了政治合作。
10. 党派和利益团体的责任意识，究其性质，不过是在遇到政治紧张或者威胁时，个人可以动员的自身的和社会的关系网。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旧时代的“革命权利”，现在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的能力，即在有组织的民主基础结构之外采取行动的能力。这是民主制度下公民的保留权利，这种权利使得公民拥有发挥政治影响力的独立渠道。
11. 人们在政治活动中之所以容易互相合作，是因为尽管有政治上的差异，但他们都受人际关系价值观的约束与其他公民结合在一起，而这些价值观则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政治和非政治方面。
12. “现代”的政治体系内部都有大分裂的种子——政治结构中的分裂，政党之间的分裂，政治体与社会的分裂。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力量避免了这种分裂，社会生活中这些价值观和态度无处不在。
第十章：组织成员身份和公民能力
1. 公民文化的基础是一套非政治态度和非政治的隶属关系
eg.对他人的一般性态度，对社会的信任感，初级团体的隶属关系
2.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不仅在学校中学到了与政治有关的技能，而且他们也较有可能介入其他的非政治关系，而这些关系有进一步提高他们政治能力的效果。
3. 在组织内得到的社会交往的经验，参与组织决策的机会，以及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全面地开阔个人的眼界，所有这些都会提高个人参与政治能力的潜在能力。
4. 无论一个志愿社团是否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实际上都执行了潜在的政治功能。
5. 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结构发展得很好，但是公民的看法和行为中却未起到重要作用。它们的确是民主政治结构的构成要素，但是尚未融入民主的政治文化中。
6. 志愿社团的存在，增加了一个社会实现民主的潜在的可能性。民主依赖于公民的参与，组织成员身份显然，与这种参与直接相关。组织成员可能不仅是积极的公民，而且也是自信的公民。
7. 多元主义，即便不是很明确的政治多元主义，可能的确是民主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第十一章：政治社会化与公民能力
1. 没有人能在早期社会化经验（家庭）与政治之间找到明确的关联。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用一些含糊的比喻和刻意挑选的证据缩小它。
2. 发生于比较亲密的社会单位中的政治社会化，对于在较大的、次级的政治体系（the larger,secondary political system）中从事公民活动，可能并不是充分训练。
3. 尽管个人不可能控制政治结构能为他带来世纪参与的机会，但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的预期（“主观能力”），一定受到政治领域以外更大的影响。
4. 在地位较高的职业层次上——无论是因为工作要求，还是这个阶层民主的意识形态较为普及——存在着统一的、跨越国界的参与情况。在职业地位较低的层次上，国家的影响——即受访者所在国——更为明显。
5. 未曾利用参与机会的人，其主观政治能力甚至比没有得到参与机会的人更低，原因很可能在于个人的某些性格。
6. 家庭和学校中参与的经验明显地转移到政治领域，可能不是参与型家庭或或学校制度对政治态度影响的结果。相反地，参与程度，学校和家庭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政治中的主观能力水平，两者都可能源于相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7. 工作和政治权威模式中存在着同性质的倾向：在一个领域内取向与参与的人，在另一领域内也取向于参与。（时间的一致性）
8. 民主政治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样一个信息，即个人对政治精英和政治决策有某些影响力。这个信念的来源很多。个人对于自己影响政府能力的估计，有可能基于他与政府直接交往的经验。参与决策的机会可能使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而施加影响的努力遭到失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他的主观能力感也可能基于更间接的证据——他所看到的的政治体系的运行。他也可能观察他人试图影响政治的努力，并学习他们的经验；或者从听到别人对“普通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多做的估计，他也学到一些东西。通过这些形式，他将会从自己的观察，或者从他接触的别人对政治的看法中形成他自己的政治信念。
9. 如果在个人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他都没有得到机会去有意义地参与决策，那么他就可能因此得到一个一般性信念，即他没有能力影响任何决策，包括政治决策。
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社会环境中的权威人物是可以影响的，那么他可能相信自己也可以影响政治中的权威人物。
10. 在一个有专门的政治体系的社会中，从家庭向政治体的转化十分困难，比起在履行政治功能方面较少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二者之间吻合的地方要少一些。
第十二章：各个国家和群体政治文化的特点
1. 次级文化的差异既是意识形态的恶，也是结构性，它们与社会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有关。
2. 公民文化的特点是村民、臣民、参与者角色的平衡。
3. 受教育较多的人与受教育较少的人之间政治取向的差异往往在于——感情中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受过教育的 人容易参与政治。但是，教育并不能决定参与的内容。
4. 当政治取向渗透了情感的和评价的内容时，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国家中就有了较大的相似之处，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比较小了。
5. 大多数成年人是已婚者，他们建立家庭，抚育子女，帮助子女实现社会化以使他们进入成年的角色和态度。因此，女性的政治治特征影响着家庭（政治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也影响着家庭承担政治文化社会化功能的方式。
第十三章：公民文化与稳定的民主制
1. 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很少能符合合理性-积极性模型。他们的信息不很灵通，也并不深入参与，不特别积极；他们做出投票决定的过程，不完全是理性考虑的过程。
2. 政治积极性不过是公民注意力的一部分，并且通常并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保留其他取向制约着积极投入政治的程度，使政治参与恰如其分。
3. 鉴于个人还有非政治的兴趣，要在政治活动中投入理性-积极性模型所要求的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可能是非常不合理的。
4. 公民文化有时候明显地包含相互矛盾的政治态度，它似乎特别适合民主的政治体系，因为这些体系也是矛盾的结合体。（“平衡的差异”balanced disparities）
5. 由于追求政府权力和政府反应性这两个相互对立目标的需要而产生的紧张，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eg.战争会使政府权力、权威占上风）
6. 精英的反应性需要普通公民根据理性-积极性的公民模型行事。精英权力要求普通具有储备的影响力。他并非不断地参与政治，他也不是一直积极地监视着政治决策者的行为。
但是，他确实有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潜在能力。
7. 公民的政治活动和参与的间歇性和潜在性特征，取决于更为稳定和持久的政治行为方式。eg.非正式的政治讨论，接触政治传播。
8. 只有政治争端比较温和，积极性与消极性之间的平衡才有可能维持。假如行为与态度一直，那么大众对精英的控制程度将使得政府缺乏效率和不稳定。另一方面，假如改变态度以适应行为，由此引起的无能力感和不参与意识，就会危害政治制度的民主品质。
9. 要使民主的“神话”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它就不能只是神话，它必须是实际行为模式的理想化。
10. 在一个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精英与非精英一样，都持有跟公民文化相一致的态度。毕竟，精英也是同一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并且经历了跟非精英相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许多方面。
11. 对政治制度的忠诚，如果纯粹出于对该制度有效性的实际考虑，是一种基础很不牢靠道德忠诚，因为它过于依赖制度的实际表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稳定，制度就需要某种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基于对政治制度的普遍的依附感——我们称之为“体系感情”。
12. 一般性社会态度没有能够渗入政治领域，因而限制了公民之间彼此合作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
13. 公民文化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令人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的过程。这种认同感意味着对政治体系有共同的感情上的责任，以及对其他公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