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读书笔记

我是市民阶级（bürgerlich）的一员。我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市民，而且我历来生活的氛围就是我具有市民阶级的观点和理想。
作为市民阶级一员的韦伯在就职演说中的表白常常被人引用并表明韦伯所持有的阶级立场或政治立场，但在关于韦伯思想研究，尤其是在其学术第二、第三阶段时期的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却少有人挖掘韦伯的“学术与政治”双重写作中的“市民意识”以及对于“市民阶层政治自觉”的强调，这或许能够成为我们将韦伯社会学研究与政治理念两者间沟通理解的一条思想线索。
回到这篇演说当中，首先不得不说，不知是排版还是翻译风格的问题，甘本阅读的流畅性比我在本科期间做毕业论文依靠的阎本要流畅得多，不过阎老师的译本以注重用词准确性而牺牲了流畅性，若以研究而言还是阎本为宜。
重读本文确实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收获：
1. 从东部农场工人状况到民族性与民族—文化斗争。在德意志与斯拉夫人的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的竞争之中包含了韦伯对于两者民族性的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以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程度进行区分；以民族性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上的适应能力强弱进行区分。韦伯的观点很明确，德意志民族正在与斯拉夫人这种——在文化上落后但正以此为优势展现出对艰苦的生存环境高度适应的民族的土地竞争中展露劣势，而斯拉夫人也会将他们的民族文化带向德意志的土地，德意志民族赖以自豪的民族文化将会在这种冲击与影响下，变得“模糊不堪”——这是韦伯在民族主义上的焦虑体现，他担忧的是后世不再以他们这一辈甚至更前者祖先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为荣，一种朴素又现实的文化-民族主义让韦伯区别于庸俗的种族主义。而造成这一切的源泉是不可阻挡的经济现代化与企业化的农庄取代了以领主经济为主的容克庄园经济——这引出了演说第二部分的主题，经济学的理想主义与对于功利主义结果的推崇备至到底有没有增进民族的福祉，国家/民族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2. 学术研究的价值起点与价值依据。韦伯强调了国民经济学家不应该让自己与大众沉湎于经济学的假设与乐观主义的幻想之中，作为学者并且承担着国民经济的分析工作，更应该认清楚当今民族国家间的“斗争”本质，韦伯一向现实主义政治的分析面向回应了国民经济政策制定——这一本身具有明显政治性的工作——所依靠的价值依据，而这种价值依据是任何做判断的人所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长远利益，除此之外幻想任何基于理性假设的普世主义都是不可欲的。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实际上韦伯已经对学术研究与价值介入之间的关系做出思考，毫无疑问，韦伯并不推崇毫无价值关怀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分析，而价值判断只能从个人的“理念与理想”中得出，而在后期方法论的阐释当中，韦伯将进一步规范学术研究中有关“价值中立”的问题，而价值中立与价值关怀将是我们走进韦伯学术思想的重要一步。
3. 市民阶层的“政治侏儒”与1848年革命。前文已经提及我对于韦伯“市民意识”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空源于我对韦伯作品的幻想与曲解，韦伯在本演说稿中曾在多个细节之处回扣德国政治一个略显悲剧色彩的历史背景——1848年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与自由派在政治上的边缘化与浪漫化，对当今政治生活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审慎进行看待并投身政治生活的“担纲者”已经消逝在容克阶级的强人政府当中。文本上的体现包括这一句精彩的抒情：
事实上，今天，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寂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了。
若了解韦伯平素生平者，想必能够更深地了解为何韦伯如此重视市民阶层的政治自觉意识，这是因为市民阶层，尤其是最应该成为民族政治担纲者的市民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以及政治判断力的缺失曾经反映在韦伯的家庭生活之中：韦伯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作为一名出身于纺织商人家庭而后从政追求政治，并且以民族自由党党员的身份进入普鲁士议会与帝国议会担任议员，老韦伯一代民族自由派政治家曾经寄希望于俾斯麦政府能够进行开明的政治改革，但最终失望于俾斯麦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以及对自由派的辜负与假意合作；另一方面，韦伯的姨父，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滕加是一个对俾斯麦政权感到失望的自由派学者，他多次向青年韦伯谈及俾斯麦容克政权在政治上的错误以及对民族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这无疑对韦伯政治观与历史观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我们恰可以通过韦伯在演讲中对市民阶层的“政治厌足”的激愤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成熟的失望中瞥见韦伯核心关怀中“市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