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24 命运和选择 摘录

第一章 邦国时代
1.中国崛起
这个观念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则是——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择国之中而立宫。
择宫之中而立庙。
庙（廟），广（读如眼，屋脊）下是朝。
所以，庙就是宗庙和庙堂，宫则是宫城。宗庙和庙堂要建在宫城之中，宫城则要建在国之中。这里说的国，便只能是城市，或者城市国家，即一座城市加周边农村。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这样的国家，就叫邦国。[插图]
邦国，都是“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
但，择“天下之中”立国的，只有一个。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就说：
宅兹中国
2.统一战线
十分清楚，武王伐纣之后大封诸侯有两个目的：政治上巩固同盟，文化上安定人心。也就是说，武王和他的继承人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告诉大家，我们既属于同一共同体，也属于同一文明圈。这个文明圈也是同心圆似的组合：
周王国：代表新兴的周文明。
宋公国：代表过去的商文明。
杞侯国：代表更早的夏文明。
于是，西周有了两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政治上，保证了“周系广域王权国家”五百年没被外部势力攻破，周天下其实是后来自己解体的。文化上，统战更加意义非凡，那就是实现共同体和文明圈内各族群有区别的身份认同。
华夏文明圈在“广域王权国家”中诞生。
问题是，为什么叫华夏？
后世的解释是：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3.华夏文明圈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夏，中国之人也。
此处“中国”的含义显然与今天的理解不同，其实兼有地理、文化和政治的三重标准。具体地说，就是指文明程度较高且位于中原地区的诸多封国，所以又叫“诸夏”。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诸戎、诸狄、诸夷。
从二里头时代开始，文明圈的建立就主要依靠文化的影响，是软实力催生了“中国”世界。
相反，武力征服则被认为是万不得已：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这里说的“文化”不是名词，而是“以文明去教化”的意思。
古老的夏，终于成为华美的夏——华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新兴的邦国纷纷加入到华夏文明圈来，比如西方的秦，南方的楚，东南的吴和越，尽管未必得到承认。然而春秋五侯争霸，荆蛮之楚和亡余之宋都与有荣焉，姬姓邦国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晋。后来，也正是这个晋，以自己的解体预告了姬周百年老店的倒闭破产。
4.智者千虑
所以，西周封建包括两个层面——
天子封诸侯，叫“封邦建国”。
诸侯封大夫，叫“封土立家”。
看起来，这跟后来西欧的所谓“封建等级制度”(Feudal Hierarchy)多少有点相像。比方说，都是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又封给小贵族，由此形成君臣关系。然而这两种制度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欧封臣与封君的关系是非血缘的，西周封建则恰恰相反。
在这里，尺度是重要的，周人的分寸感也极佳。
西周封建，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以土地换和平；
以封爵换效忠；
以泛血缘关系求认同。
这里面充满了政治智慧，同时也有妥协和交换，那就是周王只能册封诸侯、创立制度和对叛乱者宣战，原则上不能过问诸侯各国的具体事务。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封国，大夫如何管理自己的封地，国君管不着。也就是说，家和国都是自治的，诸侯还能再分配，产权岂不等于是他们的？
5.变法与争鸣
那么，东周的特点是什么？
以一个超级大国为中央之邦和国上之国，统领其他城市国家组成邦联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周天下实际崩盘，但是外壳还在，周天子名义上也还是共主。就是说，封建制虽然名存实亡，宗法制和礼乐制却尚未动摇。这就让孔子看到了希望，并将自己的历史使命确定为四个字：克己复礼。
复礼之路在于提倡爱心。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意思就是：没有仁爱，礼崩乐坏。为了挽救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崩坏的礼乐制，必须高举仁爱大旗。仁爱与礼乐，相辅相成。有爱心则为礼仪之邦，守礼乐则为志士仁人。唯其如此，孔子才会对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天下归仁，也可以说是“让世界充满爱”。
孔子只讲仁，孟子还要讲义，荀子则专章论礼乐。看来，太史公将墨子附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很有道理，而《老子》的说法更加有趣：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这段话在《老子》第三十八章，而本章正是道家的批儒总纲领。批判者总是在被批判者之后，因此《老子》的成书时间绝不可能在孔子之前。至于失道之后必然讲德，失德之后必然讲仁，失仁之后必然讲义，失义之后必然讲礼，这是逻辑推理的结论，还是客观事实的总结，则不得而知。
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路线图，却画得非常之准：
失道而后德——周公。
失德而后仁——孔子。
失仁而后义——孟子。
失义而后礼——荀子。
这可真是每下愈况。
事实上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就已经走到尽头。荀子的得意门生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是与时俱进的新锐学派，只有他们是反对回到过去，也不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为自己站台，穿着夏商周的华冠丽服，唱着尧舜禹的陈词滥调，冠冕堂皇演出“古装戏”的。所以，也只有法家的主张被统治者接受，并且运用于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章 帝国之初
1.帝国的前夜
战国，才真正是帝国的前夜。
春秋，则是邦国时代最后的辉煌。
最后辉煌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这不仅因为《春秋》的经文止于孔子去世，更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当真维护周制度和周天下。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首先举出的例子。他的诗中，也没战国什么事。毕竟，战国得名于《战国策》一书，顾名思义就知道那是讲战术和谋略的时代。强者要扩张，弱者要存活，为了达到目的，都可以不择手段。精神追求和道德坚守？对不起，还是算了吧！
两个时代的不同，又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贵族精神。
战国：专业主义。
区别集中体现于战争。春秋的战争意在争霸，因此多半规模不大且时间不长，分出胜负便各自收兵。战国进行的却是兼并战争，灭国是肯定的，杀人无数也是肯定的。
青铜的贵族精神，在铁器的平民时代必难存续。
2.秦之误
表面上看，西周和秦汉，都是将天下分为三级。只不过前者分为天下、国和家，后者分为中央、郡和县，而且秦汉的许多郡县就来自春秋战国。
严格地说，只有郡和县都属于国家，负责人也都由中央任命时，才叫郡县制。两种制度的区别也昭然若揭——
邦国：封建制加世袭制。
帝国：郡县制加任命制。
实际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适用制度，而邦国制在西周时期是最不坏的。它在战国时期走向终结，只因为不合时宜。何况周制也没有全部灭亡，宗法制和礼乐制就延续到了清末，所谓“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恐怕未免武断。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也是事实。
3.汉之兴
文明需要新鲜血液，文明需要不断更新，不能与时俱进就只有死路一条。周被秦灭，鲁被楚灭，便是证明。反过来也一样。吴亡于越，越又亡于楚，则能证明暴发户其实难成气候，厚积薄发才是硬道理。这样看，最该创造历史，担纲新时代主角的，岂非正是华夏化程度恰到好处的楚人？
难怪他们耿耿于怀，并发下毒誓：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4.三国与魏晋
合适的只有儒家。先秦儒家的“君臣父子”能够很方便地转化为“三纲五常”之类伦理规范，宗法制和礼乐制则是可继承的文化遗产，可操作的管控手段，并且是软管控而非硬管控。这样看，汉制虽是秦制，汉政却是周政。以周政行秦制，正是避免重蹈覆辙、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
事实上，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文官都由儒生或尊奉儒学的人担任，地方官也承担着教化的责任，作为周政核心的“以德治国”便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伦理治国，也就是依靠伦理规范平治天下。因此，汉制与秦制其实也有异同。
秦制：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以吏为师。
汉制：中央集权，官员代理，伦理治国。
前者是核心，后面两个是支撑点。
靠着新的制度，汉帝国重组了西周“广域王权国家”的血缘关系。皇帝仍然是上天的嫡长子，但他与臣民之间不再隔着其他人，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有帝国境内登记在册的编户齐民都是汉帝臣子，可以直接实现身份认同，并不像罗马那样，必须被授予公民权才有资格成为罗马人。
这才真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难怪此后，稳定统一的王朝皆行汉制度。
5.南朝与北朝
南朝与北朝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宗教的痴迷，区别仅仅在于尊道还是崇佛。在南朝，梁武帝身体力行，以其四次舍身同泰寺成为最慷慨的皇家施主；北魏则在太武帝灭佛之后，又有文成帝的云冈石窟和胡太后的永宁寺塔。这并不奇怪。佛教主张的世界大同有利于抹平胡汉差异，正如道教鼓吹的长生不老和控制妖魔鬼怪，同样引人入胜。
烟雨中的四百八十寺，何止于南朝，何止于佛教。
轨迹和逻辑却很清晰。超级稳定的两汉崩溃后，幻灭感便在最敏感的知识阶层油然而生。有怀疑主义为前导，魏晋玄学揭竿而起，外来文化乘虚而入，便都顺理成章。从皓首穷经转向冥想清谈，由凡间尘世转向天国仙界，则是读书人和老百姓的自然选择，统治者只需乐观其成。毕竟，清谈会误国却不会作乱，宗教作为心灵安慰剂也自有其功能。
如果再加上艺术，就尽善尽美。
第三章 巅峰与定型
1.兴衰隋唐
庶族又称寒门，也就是小地主和破落地主。他们既不像世家大族那样可以垄断仕途，又不至于无钱读书。由这些人担任帝国官员则有三大好处：他们会因为改变命运而对朝廷感恩戴德，会因为饱读诗书而恪守儒家伦理，又会因为势单力薄而不产生任何威胁，代理皇权简直非他们莫属。
科举制应运而生。
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制度，才能让没有背景的庶族地主登上历史舞台，相对公平的竞争也很快显示出优越性。难怪尽管它有种种问题，却延续了大约一千三百年之久。
接下来便是隋炀帝打通南北，唐太宗融合胡汉，武则天抹平士庶，卢惠能创立禅宗。这四个人虽然成败不同，得到的褒贬也各异，却都天赋极高，骨子里胆大妄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
倒是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气神。
尽可能做到机会均等的社会起码不坏，更何况唐帝国也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至少在文化方面是如此。这不仅造就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更是营建了气度非凡的集体心理。满足感和自豪感弥漫于社会，从上层流溢到民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种话可只有那时的诗人才说得出，也只有他们说了才算数。
盛唐气象，当作如是观。
实际上，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得知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底层人民的。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唐帝国搭建起新大厦的框架之后，并没有更深入地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混血王朝就像美少年，尽情挥霍着青春，不知英雄也有末路，美人也会迟暮，国家机器的零配件要磨损生锈，繁华的表面之下竟危机四伏。
2.成败两宋
这叫什么呢？
开明专制。
结果让人欣慰。两宋的皇帝中没有暴君，也基本上并不独断专行。皇后们都很贤惠，宫廷也算安静，没有外戚专政和宦官擅权。文官集团内部虽然难免政见不一，也存在派系斗争，但在前期都效忠帝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说这在历史上相当罕见，在世界上更是独一无二。
享受到政治清明红利的不止士大夫，也包括农民、工匠和商人。由于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农村不抑兼并，城市不设宵禁，农业生产便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商品经济也极其繁荣。更加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两宋把不利因素变成了有利因素。陆上丝绸之路不通，那就开辟海上的。结果是海外贸易不但带来滚滚财源，还保证了文明的世界性。
凡此种种，都说明宋在中国古代，有可能人权状况最好而且生存环境最宽松。唯其如此，宋才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的时代。没错，不是最强大，是最文明。这种登峰造极不同于汉的势不可当和虽远必诛，唐的绚丽多彩和雍容华贵，毋宁说更多地体现于生活态度和文化教养。那种怡然自得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却又可以触摸和品尝。
3.集权再集权
此后明清两代不再有宰相，国务委员变成国务秘书，明代是内阁大学士，清代雍正之后是军机大臣。内阁和军机处与宰相府截然不同，虽然大学士也被习惯性地叫作中堂。然而中堂的本义是中书省政事堂。现在中书省都没了，哪有那堂？
如此变革，堪称天翻地覆，路线却很清楚：
汉承秦制，三公九卿，宰相是总理三人。
唐承隋制，三省六部，宰相变国务委员。
清承明制，没有宰相，只有国务秘书。
国务委员人数较多的宋，是过渡阶段。
其实，元代制度对于后世影响重大的是行省。行省就是行中书省，与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同为中央派出机构。明清两代没有行院和行台，但保留了地方行政区划的省制。尽管严格地说，它该叫布政使区，省政府也该叫布政司。
元帝国对行省却控制甚严。清代更是明确规定，各省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派驻地方之官员，巡抚管一省，总督所辖可多至三省。这其实是不放心，而且宋代就已开始。
不妨看看县之长官的官名。
秦汉，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
隋唐，正式任命的叫县令，临时代理的叫知县。
两宋，有县令有知县。州和府的长官，叫知州和知府。
意思是：知某县事、知某州事、知某府事。
如此官名延续到明清，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并“知某省事”是正式省官，却又有巡抚和总督凌驾其上，巡抚和总督则直属于皇帝。这就不简单地只是中央集权，应该说是先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再收中央之权于皇帝了。
结果是什么呢？
明专制，清独裁。
4.另一条线索
其实从夏商周开始，民族融合就是趋势。中华文明具有先进性和世界性，原因也正在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事实上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早就构成了中华历史的另一条线索。只不过大的趋势，到唐宋元明清便更为清楚。
唐：混血王朝，多民族境内共存。
宋：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
元：少数民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明：汉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清：少数民族政权，多民族境内共存。
5.当惊世界殊
实际上，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马克思接着说：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事实证明，这些话完全正确。
清醒的直面现实者，则会被打击。
问题在于，闭关自守并非中华文明的特性，与世隔绝也绝非中华民族的愿望。出使罗马的外交官抵达了波斯湾的汉不用说，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开放市场的唐不用说，有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宋和元，更是与外部世界交往频繁。
门，原本开着。
那么，为什么还要人为地隔绝于世并以幻想自欺？
很遗憾，这是自己的选择。
谜底，则也许在数千年形成的观念之中。
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
1.宇宙与天下
黄宗羲的态度十分明确：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因此，王夫之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
读过黄宗羲著作的顾炎武，则明确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他说，保国是皇帝和官员的事，保天下却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这观点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宇宙的部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这是至少在汉代就有的概念。茫茫苍天在上，四面是浩瀚大海，天下和海内岂非正好符合宇宙的概念？尽管这只牵涉到宇宙的空间。所以，天下观首先是宇宙观。
事实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存活，有文化即可。文明的意义则在于既要生活有着落，又要精神有寄托，这就叫安身立命。封闭型宇宙中的天下，则可谓安身立命之所。
天下观，也是文明观。
但，代表理想的，为什么是中华文明？
因为中国处于天下之中。事实上，如果前面所说的宇宙模型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讲，中国就必定是最安全的，同时也是最文明的。安全是因为远离天涯海角和未知世界，文明则因为天下之中对应着天上之中，当然得天独厚。
文明观和宇宙观，在这里得到了统一。
统一也因为一个字——中。
中，当然首先是方位，却是最尊贵的。它甚至不能叫作方位，只能叫中央，东南西北才是四方。中央为华夏，其余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难道一样吗？黄帝之所以叫黄帝，也因为黄是中央之色。
天下观，又是政治观。
居中国才能治天下，难怪拓跋宏要迁都洛阳。
到这时，种族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明。中华文明也从来就认为，天下是各民族的家园和共同体。谁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谁就代表中国。
因此，当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传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便只能崩溃。地球既然是圆的，也就没有天下之中。没有天下之中，又何来天朝上国？当时的错愕，现在已难想象。可以肯定的是，改变世界观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毕竟，这是从高空坠落，而且落差很大。
2.天的多重身份
由此可见，天至少有以下身份：
人类生活的自然界。
合法政权的授权人。
是非善恶的仲裁者。
毫无疑问，如此多重身份的天，很难被超功利和纯客观地观察。观察和分类是有的，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也相当丰富，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则完全没有可能。并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兴趣。因为天作为自然界同时是伦理的甚至命运的。所谓“听天由命”则说明人对命运只能服从，顶多可以测算，但这显然不是科学家的任务和职能。
结果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很难与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哪怕跟技术进步做比较都相形见绌。科学家们或者名不见经传，或者以人文名世。科学界也没有“儒林”或“文苑”那样的特定称谓，可以在官修的史书中成为独立单元。当然，像古希腊文明那样，科学竟然成为人文精神和民族气质，恐怕就更加没有可能。能够肯定的是，对上天可以观察，更要敬畏。
3.尊儒得失
中国古代也很难产生严格意义上的信仰——对超自然和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超自然，就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超世俗，就不能用生活经验来证明。所有的途径都不能奏效，唯一的选择便只有坚信，是谓信仰。
这是信仰最严格的定义，也是最基本的。
何况从夏商周开始，我们就有祖宗崇拜。更为神奇甚至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崇拜可以延续数千年。无论是哪个王朝和时代，也无论统治者是哪个民族，国族的血缘谱系都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共同祖先，以至于中华史读起来就像是家族的历史，这在全世界恐怕也同样绝无仅有。
所以，中国人可以不靠宗教来实现身份认同。
宗教扬善惩恶的功能则由儒学承包。儒学原本就是带有哲学性质的政治伦理学，也原本就主张以德治国，主张礼乐教化。担任道德导师，可谓当仁不让，也算本色出演。
有了这样一个不可再还原的逻辑起点，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成系列的道德观念——亲亲既然是爱，那就应该有恻隐之心，行忠恕之道，这就是仁。自己不仁要羞愧，他人不仁要憎恶，这就是义。有爱则谦恭待人，尊卑有序，这就是礼。仗义则明辨是非，不受蛊惑，这就是智。再加上后来汉儒补充的信，就成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五常”。
五常加三纲，从两汉管到了明清。
这是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
不敢怀疑就没有批判，没有好奇就不会探索，结果当然是既不可能产生宗教，也很难有科学成果。科学与宗教看似势不两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终极追问。他们也都试图回答：我们人类和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宇宙的时间开始之际，又是谁推了第一下？
4.德治与官治
邦国时代，寓德治于礼治。
帝国时代，寓德治于官治。
实现德治的途径由制度化的礼，变成具体的人，无疑是重大转变，却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官员笃信儒家伦理，那么在朝廷就会为君分忧，在地方就会为民立范，即便退休回到家乡，也能作为乡绅调解诉讼，摆平纠纷，稳定一方。
如此，岂非成本低而效益高？
难怪科举制一经发明，便通行于唐宋到明清，只有完善没有变更。因为唯独这种制度，能够将德治和官治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最为成熟是在明清，道德滑坡和风气败坏也在这两代。
突出问题有三个：虚伪、内讧、贪腐。
集体虚伪是最大的腐败，雪上加霜的是还有内讧。内讧至少在春秋就已经开始，到官治时代则成为常规。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甚至读书人难免会有的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这原本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斗争方式——将对立面认定为道德败坏的小人，甚至居心叵测的奸臣，而无论双方的真实情况、诉求和主张是什么。
更可悲的是，这还要算光明正大的。
但是没有办法。在帝国制度的框架下，解决官僚集团的争端只能靠至尊天子的裁决；而要扳倒政敌，最为得心应手的做法就是占据道德高地，指控对方居心不良。因为诛心并不需要提供证据，能让掌握最高权力的疑神疑鬼就够了。
于是官场中弥漫着阴谋的气息，让热衷此道的看客兴奋不已。深谙南面之术的那些帝王则听之任之，这样就能灵活地运天下于掌中。反正读书人除了做官没有别的出路，帝国并不发愁落马者的替补队员。结果越是承平日久，整个社会反倒越是糜烂，只能听任那商女“隔江犹唱后庭花”。
5.半步之遥
所以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可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毫无疑问，黄宗羲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没当真要废除君主制，但主张厘清权界，摆正位置，尤其必须明确君主是天下的客卿，不能反客为主。为君之职分则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是将天下视为自家银行，还要放高利贷，将盘剥百姓奴役他人以供自己淫乐，说成“我产业之花息”。
把被颠倒的主从关系再颠倒过来以后，一系列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天下既然不是君主的囊中私物，公权力也就不能私相授受，官员也并非私家农场的牧羊人。人君之所以需要人臣，只因为天下太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臣之于君的最佳关系是亦师亦友，再不济也是助理，不是奴仆。
应该承认，黄宗羲相当敏感，他看出秦和元是中华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事实上也如此：前者变分权为集权，后者变集权为专制。总体趋势是帝王越来越视天下为私产，视国务为家务，就连分别人一杯羹和商量着办都不愿意。
附录  文明的起始与国家的形态
文化(culture)是人类的创造物。
文明(civilization)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
也就是说：动物和自然界没有文化。初级阶段还只是孕育着文明。那么，分界点在哪里？
换言之：有城市即有国家，有国家即有文明。
城市和国家，是文明时代不可再还原的标志。
不可再还原，就是不能再往前推，不能推到部落，推到村庄。只有村庄和部落的时代，无论如何都在文明前。尽管国家的前身是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也尽管超大型的村庄聚落近于城市，很难绝对区分，但在逻辑上却必须一刀两断。
也就是说，城市和国家，是底线。
如果只看历史文献，节点和阶段很清楚：
启废禅让：国家诞生，是为邦国时代。
秦并天下：海内一统，是为帝国时代。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是为共和国时代。
因此，我的“国家三阶段”便表述为——
邦国—帝国—共和国
现在看，确有“简单粗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