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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的意义，在于以“他者”的方式确认现代性的核心，即所谓“进步”大叙事。理查·罗蒂说过，启蒙主义有一个政治理想，还有一个哲学理想。政治理想旨在创造一个自由、正义、平等、富裕的社会，而哲学理想则是规划一个以自然和理性为核心的世界观念秩序。启蒙思想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现代性观念秩序中，西方进步，中国停滞，似乎已从一种似是而非的“史识”置换为毋庸置疑的“史实”（“史实”也是特定文化观念构筑的东西，“史实”是由“史识”生成的）。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性自我去人的进步大叙事的“他者”。这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假设，在此前提下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首先，研究西方现代 有关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必须在西方现代历史观念与进步大叙事的语境中进行。西方现代性自我建构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历史意识的兴起，完成于启蒙运动中进步观念的奠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与历史的中国，成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显要“他者”。西方现代性为确立以进步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并认同现代西方文明，必须塑造的一个与自身进步对立并低劣的文化他者。 “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出现，成为西方现代文化表述中国的套话，与它所指涉的中国没有多少必然关系，却更多地表现着西方现代性文化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信仰与情感。其次，研究作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想象他者的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真正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性在跨文化空间中自我建构的方式与方向问题。现代性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中展开的，历史的进步与进化构成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与自我确证的基础。没有世俗历史观念，没有一种线性的、前行的时间叙事，没有古今之争与今胜于古的信念，没有对现代的肯定，没有透支未来的期望与许诺，就没有现代性。分析与解释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既要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进行，又说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精神结构。
        西方现代性包含着一套完整的、以线性进步或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它为现代性提供了自我确证的时空向量。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研究 “停滞的帝国”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而是探讨西方的中国想象如何构筑他者，完成现代性自我身份认同的。现代性是一种新的体验时间与空间的方式，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被设置、排斥在历史的过去，使西方在两个多世纪间完成了自我确证；现代性又是一种以时间经验取代空间经验的过程，以西方现代为中心，以进步为目标，以历史为尺度，西方构筑的停滞的中华帝国形象，首先为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开创了世俗时间经验，最后被排除到西方中心的世界时间经验之外，彻底的空间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仅对现代性进行了清晰完整的哲学表述，也对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历史形象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黑格尔将中国的停滞绝对化，这样不仅否定了中国的进步，甚至也否定了中国的停滞。黑格尔的独创并不在于为中国设定了世界历史时间框架中的起点位置，而在于在自由精神的演进历程中解释这个起点位置的意义。黑格尔不仅确定了中国历史停滞的绝对意义，甚至否定了中国的历史意义，自由精神从未在中国展开，中国在历史之外，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在进步与停滞、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模式下构筑的西方现代性叙事，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权力体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进步观念既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则，一种历史哲学，作为其结果又是一种政治哲学。”它通过对人类心智的一种理性主义建构，使历史观念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据。既然历史是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方式，进步是绝对的，那么，停滞在过去的东方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是完全不合理的存在，西方文明征服、消灭它，也就成为合理、正义、必然的行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19世纪西方的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正义的理由。历史的停滞与停滞在历史中的中国，必须在观念与实践中同时被“否定”。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在此有效地协调起来，哲学变成神化，知识变成意识形态，行动的西方与思想的西方正默契配合，创造一个在野心勃勃扩张中世界化的西方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