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上）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陈平原
一  从“大系”到“导论集”
二  是“主编”还是“责编”
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严重分化，早年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今可能因政治立场分歧而互射“明枪暗箭”。即便如此，彼此间还没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十卷“大系”的编者，有左翼人士，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没有右翼或封建遗老，基本上都是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者。“道”不太相通，友情日渐稀薄，很可能互相不服气，这个时候，合作编书可以，但要说听谁的指挥，那是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接受一位年轻编辑的意见，因其代表图书公司的利益，但不可能听从任何一位编者的“帅令”。（P9）
三  “工程”何以能成功
了解其工作进程，明白编者们是在什么状态下编书的，我们对这套“大系”便既不忍横加指责，也不该过分迷信。（P17）
与日后编各种“选本”或“大系”时编者须“自我回避”不同，五四新文化人理直气壮地选入自家作品，因为，这是一代弄潮儿的“自我确认”，既不想、也不必假装谦虚。（P18）
四  同时代人的阅读与评价
五  后世的接纳与反思
六  重编的工作策略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
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P38）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义》，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P39）以中西对比需要注意其标准。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P40）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
主张音标文字必须代替汉字
第三，音标文字只可以用来写老百姓的活语言，而不能用来写士大夫的死文字。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的运动。提倡拼音文字而不同时提倡白话文，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那是必定失败的。（P52）注重活的语言文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对历史的“最后之因”的批判
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内容的两方面。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也不会把内容和形式分开。钱玄同先生响应我们的第一封信也不会把这两方面分开。但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已使我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做一切文学的工具。（P57）“白话文学工具”
所以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本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面；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在那破坏的方面，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P58）
想法：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早就内化了胡适他们的思想，因为“白话”被纳入了。
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公文定得出来的。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学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所以我主张，不要管标准的有无，先从白话文学下手，先用白话来努力创造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P60）此处的文人学士与士大夫的区别，还是一种文化特权阶级吗？
傅斯年提倡从说话里作白话文与不能避免“欧化”（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实践的逻辑，文学的逻辑
“人的文学”——“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
我在这篇引论里，只做到了两点；第一是叙述并补充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音标文字运动的部分是补充的。）第二是简单的指出了文学革命的两个中心理论的含义，并且指出了这一次的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这一册的题目是“建设理论集”，其实也可以叫做“革命理论集”，因为那个文学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一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替代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P67）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郑振铎
后来改成了《新青年》也还是文言文为主体的，虽然在思想和主张上有了一个激烈的变异。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在1917年发表，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P73）
想法：郑振铎态度偏向现实主义与态度鲜明，即激进派。
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P82）
从破坏的阶段到建设的阶段
再重说一遍！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
《新青年》文化批判的刊物
现在我们回顾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十年（1921）这五年的期间（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总会觉得那时的创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后时期的后半个五年（1922到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从民国十一年起（1921），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P99）
不过郎损的批评在指出那时候创作方面最普通的现象这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他这不完全的“考察”至少已经触到了那时候（第一个“十年”的前半期）创作界的两个很重大的缺点了。这两个缺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观念化。（P103）
主要集中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
茅盾作为唯物史观的批评家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