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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几乎每个人都会对我们所谓的“恶”感到好奇，这是一种人类做出残忍暴力行为的能力——各种新闻媒体像镜子一样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让我们明确它的存在。
>> 当时我也着迷于精神病学，因为它涉及人的特质和相互关系，我想，它不论是在智识还是情感上，可能都会特别有意思。我想，人的内心世界拥有无穷的复杂性和力量，而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政治层面，内心的改变都非常重要。
>> 我更倾向于把我们的内心世界比作珊瑚礁：古老，层叠，神秘莫测，暗藏阴影和危险，又拥有丰富的多样性。内心世界也许看起来混乱无序，但其实像一个具有精密结构的复杂生态系统，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对人类生命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必要性。迫于环境的压力，许多珊瑚礁会褪色、凋零，然而科学研究也表明，珊瑚礁具有对外来干预的反应能力，其生命力会由此变得更加强大。学生时的我很快就意识到，研究精神病学需要从表面“深潜”下去，进入一片黑暗的领域，在这里，我将可能看到极美妙又极凶险的事物。我需要让自己慢慢适应这个旅程，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松弛地呼吸。
>> 一开始，我以为我的工作是要让病人感觉好一些；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是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这就完全成了另一回事。
>> 在受训成为一名治疗师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工作涉及了某些具体的领域，比如母亲暴力、心理创伤、团体工作，还有医学伦理和面向医生群体的心理治疗等。这些研究贯穿那个阶段的生活当中，而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主线贯穿始终，即我对于童年期依恋关系及其与后天暴力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如我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所呈现的那样，这对我理解人类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我非常坚定地认可在一个人性化的法律框架内做出的法律制裁，而且，基于我所看到和听说的一些可怕事件，我也毫不怀疑需要将一部分暴力犯罪者关押起来，以保障社会安全。我也能够理解人们有想要声讨犯罪者的需要。
>> 而就像甘地及其他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对于其中最糟糕的人类也怀有慈悲之心。
>> 我和我的同行们都很清楚这个社会系统有多么不完善，而我们必须带着这种不完善所伴生的道德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共同前进。
>> 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糟糕的文化和种族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加剧了法医工作当中的错误和偏见（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略这一点是不诚实的。
>> 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会讲述我如何与病人见面，我们的交流如何展开（包括我的失误是如何发生的），也会如实展现交流过程中的发现、挑战和各种偶发的危险。心理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问题，对许多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比如，难以接受和放下创伤，需要放下不再有效的旧身份或自我认知方式，还有如何以健康的方式表达愤怒和绝望的感受等。治疗有时会有进展，有时则很棘手，跟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差不多。过程中，我会呈现那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心理症状，比如自恋和精神病态；也会探索一些比较新奇的行为，比如连环杀人和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 这需要带着一种近乎过分的共情力
◆ 作者的话
>> 书中会用到“罪犯”(offender)这个词语，它并非贬义，不带有非人化的暗示，只是一个法律术语，用来指被判决犯有某种刑事罪行的人。而另一个词“正常”(normal)也会时常出现，不过通常会加上引号，因为这个词本身带有不公正的诱导性，而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人类世界，我们是不可能轻易给出这么简单的定义的。
>> 精神科医生在医学实践中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所谓“正常”更像是辣汤里的豆腐，其味道取决于汤；而表面上的正常，反而可能遮蔽背后实际上存在的风险。
>> 本书所呈现的11个案例好比11幅由马赛克拼成的肖像画，其中的每一幅在临床和心理学上都是准确无误的，同时，你在网上绝对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
◆ 托尼 TONY
>>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了解了各国在这个领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事实让我印象深刻：那些在20世纪遭受过军事统治的国家，在暴力罪犯的心理治疗方面有着最人性化、最先进的态度，比如挪威和荷兰。一些研究表明，战时的经验让他们的国民更容易理解一个事实，即人类当中的这些秩序破坏者并不是先天的所谓“坏人”，而是病了。
>> “不要进入他人的空间范围”是一个基本的社交观念，这在心理治疗中也同样适用，甚至可能还要更重要。关于椅子的摆放角度我折腾了半天，就好像恰到好处的摆放可以帮我与这位陌生人建立起来某种联结似的。
>> 通过查阅各种资料信息，如病人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病史、警方报告、案件审理记录和监狱档案，我们可以大致拼凑出这个人的样子，但总会有一些空缺。最终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他们交谈，然后希望他们能把内心向我们敞开。
>>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说里那些倒霉的私家侦探，他们往往不得不设法唬住一个看起来比较友善的警察，要不就是到处忙忙叨叨地求得一点可靠的信息，以解开某些线索。也许，这就是我那么喜欢在闲暇时间看侦探小说的原因之一：坐在那里，抽身出来旁观别人一步步解决问题，简直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 目光回避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用的，是一种调节关系亲近程度的方式，而在跟一个人见面时，我也不会一开始就要求对方时刻与我保持目光交流。
>> 法医系统内的心理治疗师大多会有意训练自己以记住交谈的内容。
>> 我的工作必须与护士们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们跟病人相处的时间比我要多得多，而我一向仰赖他们的观察，并极其看重他们的见解。
>>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病人是幼稚的（虽然确实有些病人会困在他们的童年之中很难出来），但是，对环境安全的要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病人的自主权和自由权，而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从而更依赖专业人员的帮助以满足需求。
>> 媒体似乎很想表明，犯人们削尖脑袋也要让自己转到精神病院来，因为这里比监狱更安逸。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种医院里的生活，对心理层面有很高的要求。在监狱里，犯人可以让自己隐藏起来，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无名者，过着千篇一律的程式化的日子。而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选择权和隐私权是严格受限的，总有我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访，问各种关于情绪和感受之类的不好对付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罪犯都不想被送去精神病医疗机构，因为会感到羞耻。还有一点：不同于大多数的监禁，待在这里可能是无期限的。
>> 作为心理治疗师，每次我见病人都想知道，他们有好奇心吗，是愿意见面和交流的吗，对自己的内心感兴趣吗？这些都是很好的信号。
>>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奇怪的悖论：那种安抚同时也可能向病人传达一个信息，即让他们误以为心理治疗师并非真的想听那些给病人带来困扰的东西。这个悖论也同样可能适用于其他环境中，无论是在职场、学校或者家庭，适用于任何人们就某些情感主题进行深入交谈的场景。
>>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精神病态者既没有格外聪明，也没有社会意义上的超凡能力，也根本不算多有魅力。通常来说，他们都是那么缺乏同理心，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他们最终会落到自我毁灭境地的原因。他们也不大可能会请求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们认为，寻求我们的帮助是有失尊严的，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
>> 我意识到，我在治疗过程中应当谨慎，因为投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意味着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的功能发生了扭曲。这个词后面我还会提到，它描述了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能力，以及一个人是否能够对各种情境进行合理判断并做出回应的能力。这个功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而在那些精神病患者身上则是减弱或损坏的。
>> 这样的困扰，我还会从一些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或缺乏关爱的人口中听到，
>> 已经有研究表明，这样的孩子在面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时，会感到焦虑和敌意。这样的孩子也更难发展出“社会脑”，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很好地与他人交流，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难于控制自己的脾气。
>> 有种常见的说法，说这种安静的、童年不幸的孩子——原生家庭有问题的不合群的孩子——是能吃苦的。这个评价常常被用在所有孩子身上，就好像他们是某种耐寒植物。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孩子如果缺乏基础教育，长期生活在情感匮乏的环境中，将会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停滞状态。他们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与所处的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就像一棵在严酷的酸雨环境中生长的植物，或者一棵被种在贫瘠土壤中的植物一样，他们的心灵停止了成长，更不用说长得茁壮。
>> 听托尼讲他因霸凌其他人而体验到性兴奋时，我察觉到，这可能是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往往会注意到病人们心智化能力的缺乏，因为他们常常误读受害者的言行，或者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们常常因误解工作人员或其他罪犯以致卷入冲突。但这一课告诉我，每个人都很容易掉进心智化能力的盲区，哪怕是训练有素的心理治疗师。督导告诉我，不论对心理治疗师还是病人，这都是一种可以发展和提高的能力。
>> 托尼开始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接切换到了现在时。一开始我还感到有些困惑，但随后我就意识到，西班牙语是他的母语，这在西班牙语中是常见的。后来在职业生涯中，我接触到更多的创伤幸存者，对创伤记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许多人（不仅限于暴力罪犯）在描述创伤事件的时候，言语会不自觉地变成现在时。这一点，让我内心的心理探索雷达生起奇妙的感觉：这样一种对时间现实的扭曲是一种无意识的方式，传达的是这些记忆对他们来说仍有多么鲜活，而并非被自然地遗落在过往记忆的某处被封存起来。而我也总是试着记下这种言语上的变化，以便结束后回想对谈的内容，到时候能够用笔写下烙在脑海中的关键词语。
>> 听病人说话时，学会控制情绪反应是任何一个医生的基本能力，这是医学生在基础教科书上就能学到的东西。弗洛伊德把心理治疗比作外科手术，我们可不想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外科医生给一个病人开膛破肚之后，脸色变得苍白，或者甚至从手术室冲出来喊道：“肚子里面到处都是癌啊！”我们在接受训练成为一个治疗师的过程中要进行心理治疗的实践，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对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状况有所察觉。而且，在治疗结束，带着对病人的各种感受走出房间后，我们要与督导讨论这些感受，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职责就是集中在病人的情感体验上，而不是在我自己的情感上。
>> 在莎剧《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中，勃鲁托斯描述了同样的感受：“在计划一件危险的行动和开始行动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就好像置身于一场可怖的噩梦之中，遍历种种的幻象。”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莎士比亚这段总结可谓传神，并且与当代对暴力犯罪者的研究结果遥相呼应：研究表明，暴力犯罪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可能进入一种如梦境般的或可称为“解离”[插图]的状态。这让犯罪者在事后难以回忆起事件细节，也让他们更容易认为“这不是我干的”或者“事情没有发生过”。
>> 他把脸埋进双手，说话的声音变低且有些模糊：“不行……我不想……我不能这么弱。”我温和地说，我理解他不想显得脆弱，不过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提醒他的，是他主动请求见心理治疗师的。“那就是请求帮助，对吗？”他咕哝了一声，没有否认。我告诉他，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认为它是一个提醒：他心里有一个部分做好了脆弱的准备，事实上也想要如此。
>> 这次职业生涯早期的经验教会我的是，无论病人有怎样的过去，只要他们能有想要了解自己内心的意愿，那我们就总有可能从混沌中找出意义。
>> 我谨慎地选择措辞，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此刻的对话可能在法律的意义上非常重要。我不能用“谋杀”这个词，因为如果将来上法庭接受审判，这应该由评审团来决定，而且托尼的辩护律师也会认为我有影响他们委托人的嫌疑，强迫他做出虚假的供认。
◆ 加布里埃尔 GABRIEL
>> 对被监禁者采取隔离措施，这对在司法系统中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是诸多进退两难的伦理问题之一。
>> 分诊的逻辑也很残酷，不过这在医学界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人力短缺时，医生总会选择那些病情最有可能好转的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差不多20年前的英国，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因为“达到标准”而能够得到心理治疗的情形，相对来说还是不多见的。长久以来，他们都被认为现实感扭曲过于严重，以至于治疗无法收效，这就跟某些病人身体伤势过重而动不了手术一样。心理治疗需要一个自省的过程，相应要求病人起码具有一定的心理健康程度。
>> 今天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英国，在一生中可能经历PTSD的，平均每10人中多达7人。好在其中大多数都能在几个月之内完全康复，而那小部分没有康复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长期的PTSD症状是很难治疗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况，我称之为“幸存者困境”(survivor's dilemma)：若是直面内心的感受，他们会感到过于恐惧以致无法承受；然而继续逃避下去，又会让他们的状况越来越糟。
>> 这是我们工作上另一桩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病人的母语和我们治疗师不一样，我们就总是很难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供思考的意义空间。而且依我的经验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借助翻译来完成心理治疗的，而一个事实是，监狱或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能够流利地掌握第二门语言（我也不例外）。此外，尽管工作人员的构成随着时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元，不幸的是，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允许医院能够按照实际的需求雇用有双语能力的精神医学专家。因此，在一个有缺陷的系统中，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好工作，做出自己可以做到的调整。
>> 我意识到我有些害怕，不过我也意识到他很痛苦，需要把情绪表达出来。我试着把房间内的情绪高压降下来。
>> 这样的事件在康复病房很少发生，不过一旦发生，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安。病人因为各自经验的不同，因而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焦虑，有的愤怒，有的则漠不关心。而工作人员首要关心的，则是不要让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扩大升级，因为这可能在病区蔓延，让大家的相处变得更艰难。
>> 我告诉他们我没事。我也确实挺好，而不好的地方主要在于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到加布里埃尔。另外我也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件事会给我们之后的治疗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可能会被视为证据，表明加布里埃尔“精神失常过重而无法接受心理治疗”，就像一些人之前预料的那样。此外，他现在可能还会被认为有着更高的危险性，因为他攻击了一名医生，而这在任何地方的医疗服务机构中都是相当罕见的，在布罗德莫尔则尤为罕见。在工作人员当中，承受最高风险的是病房护士，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而大多数的病人都不至于伤害任何一个照顾他们的人。
>> 以谈话方式进行的心理治疗有若干种，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应用场景，也各有其治疗效果和价值。我学的是心理动力学治疗，是一种根植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方法，正如我前面所讲述的我的工作所呈现的，其重点在于帮助病人增强自我觉知。这种方法，就是通过病人与心理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理解自己言语或行动的意义。
>> 坦率地讲，他表达歉意的方式是干扰了治疗的，因为让我们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无法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思考。我试着让他去想，是什么东西让他进入这样一种愤怒和恐惧的内心状态。
>> 而他之所以能够抵达这样一个可信任、被关注的空间，却正是因为他犯下了近乎致命的暴力罪行。这很讽刺，也非常遗憾，在后面我要讲述的许多故事中，我还会反复体会到这种讽刺。
>> 心理治疗过程的真实情况便是如此，如潮起潮落，在进展发生之后，往往是漫长而平淡的稳定期。
>> 在高歌猛进时必须接受这样的倒退发生，并意识到倒退与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一样，都是暂时的。
>> 我有一个心理治疗师同行，曾用一个精妙的说法来描述我的这一状态——“审慎而明智的自我表露”。这一说法，道出了我们心理治疗师在面对病人时选择表现出情感反应的价值所在。在心理治疗中，这种联结必不可少，而它与面对朋友和家人时的情感反应是必然不同的。面对病人时，心理治疗师是在分享自己内心的真实一面，以帮助病人接受一些真实的东西。这需要谨慎的控制。正因如此，许多心理治疗师会花很长的时间让自己接受心理治疗，以理解自己视角与病人视角的想法之间的不同，并理解揭示与自我暴露之间的边界。
◆ 凯齐娅 KEZIA
>> 相较于男性暴力犯罪而言，女性暴力犯罪在归因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偏向：人们出于某种社会性的考量，倾向于认为女性实施暴力是因为她们曾遭受创伤，从而为女性犯罪者开脱。事实上，大多数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也都有创伤经验，而且，大多数有创伤经验的女性（而且确实有很多）从未表现出暴力倾向。
>> 精神疾病导致周期性的心智丧失（与现实发生断裂），这更让她在心理上难以负载：对她来说，遭受离去，既意味着爱被剥夺，也意味着内心陷入混乱。
>> 这次谈话的最后几分钟里，我们坐在一起都没有说话，但这几分钟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段谈话。这是一种默契的沉默，就好像我们一起经历了什么，并从中挺了过来。
>> 我们都同意，如果将自杀摆出来放到台面上，将其当作一个我们都可以自由地去想的概念，那么我就可以保持意识的清醒，而她则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对我来说，这是如此宝贵的一课：人能够以一些微妙而令人惊异的方式，来投射和分享强烈的心理情感，尤其是那些痛苦的部分，如悲伤或丧失。
◆ 马库斯 MARCUS
>> 亲密伴侣杀人(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 IPH)是熟人谋杀中最常见的一类，而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亲密伴侣杀人案的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而施害者则往往是男性[插图]。另外，在亲密伴侣杀人的案例中，施害者事后自杀的风险也是最高的，
>> 跟我通常在第一次与病人会面时所做的一样，我请他讲讲他的故事，包括如何会来到这里与我见面。这是一个听起来颇为平淡的开场问题，不过每个病人回答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他们选择从哪里开始讲，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 突然，他换了个话题。他停了片刻，稍稍眯着眼睛看着我，就像是在揣摩我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看法，然后说：“我听说你很厉害。顺便提一下。”我从未想过他听说了这回事。对他的恭维我没有回应，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句话的语境，是他正在对自己的事业生涯夸夸其谈，他可能觉得需要借此衬托，以宣告他自己是“最棒的”。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
>> 马库斯显然对弄清楚他的自杀倾向背后的事情毫无兴趣，但依然热衷于拿自杀来威胁和炫耀，生怕我们没听到他说要自杀一样。
>> 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所有人在照看一个充满恶意的巨婴，而他完全察觉不到周围人的需要和感受。我们临床团队内开始怀疑，马库斯自恋的程度会不会比我们之前料想的要更深。精神病学中，“自恋”(narcissism)的概念很复杂，并非直接指称某种疾病，而是一种人格特质，具有这种特质的人会表现出权力感，惯于剥削他人，而且自大。
>> 在现实生活中，有自恋人格的人很难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更容易早逝。他们偶尔会寻求心理治疗，但极少收效，因为心理治疗要求相互信任，并需要暴露出自己的脆弱之处，而一个自恋的人会用自大和权力感来压制住自己因需要而产生的感受。他们通过控制和贬低他人来获得表面上的宽慰，不可避免的代价则是，那些可能帮助到他们的人选择对其疏远。
>> 如今，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在心理诊断中很常见，尤其是在一些扮演强有力的社会角色的男性身上。我认为，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病态自恋的病例看起来与我们主流文化所赞赏的男子气概有相当大的契合度。关于自恋是不是全都不好，在我所在的专业领域仍存在争论，如果并非全都不好，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正常与非正常（或者说有害的）自恋之间找到一条分界线。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几乎所有人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一个自恋阶段。
>> 当我在面对伤害或杀害过别人的病人时，我必须想到受害者，想象他们的视角，这些想象几乎与对施害者所想象的一样多。我很看重的是，受害者在面对此刻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时，对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是什么感受和想法。我尽量让自己记住，他们也有故事要讲出来，尽管他们的声音已不可能被听到了。
>> 这种与现实的解离，可能有助于解释一个事实：跟那些没有犯下暴力罪行的病人比起来，那些犯有暴力罪行的病人的心理治疗过程实在要长得多。
>> 我们总是需要考虑到，我们在交流中的反应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有的人不讨人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这是老生常谈了，而且远不限于法医相关的范畴。
◆ 夏洛特 CHARLOTTE
>> 一个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超过刑期，这听上去可能有点怪。但就像我在其他案例中提到的，一项终身监禁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在牢里待一辈子，当服刑时间达到法官的量刑标准之后，犯人可以申请假释出狱，条件是他们被判定对公众不再存在危险性。不过如果需要的话，也随时可以让他们再次回到监狱。夏丽就是如此。获得假释期间，她在社区环境中仍表现出反社会行为，这导致她被送回监狱多达3次。将犯人关在监狱的成本是很高的。在此前的10来年里，政府做了许多的努力试图打破这个困局，包括分拨额外的资金用来支持心理健康团队，我当时所加入的那个团队就在其中。
>> 问题在于，在这么小的年纪，独立自我的意识尚在形成之中，而自我认同和团体认同之间的界限会有些模糊。如果不清楚自我的边界到哪里结束，团体的边界又从哪里开始，那么你就可能很难准确地分辨现实的边界。在之后的生活中，或者如果真的进了监狱，这种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毒品和酒精的滥用会放大这些感受，这就好比在一些团伙的违法活动中肾上腺素的影响一样。
>> 不难看出，她的人生就像是在玩蛇梯棋[插图]，却总是输——在很长的时期里，她曾取得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失望和阻碍，又把她挡回去。当18岁的生日来临，就意味着她将失去收容所的庇护，这意味着她在尚脆弱而尚未做好面对成人世界的准备时，就要从安全的环境中离开了。
>> 人与人的任何交流，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显现出对内心情感世界的影响。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例外，不过对夏丽这样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抗拒或回避自己的内心情感。人的内心有如此多的功能层次，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哪句话在什么时候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爆炸开来。可能是我离开之前关于她的书的话引发了某种偏执，又或者，我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谈起了她的犯罪，这让她的内心发生了波动。我也考虑到，“必须等待才能满足”（去图书馆的意愿）这一事实，会不会是她的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
>> 更准确地讲，已有的数据表明，与成功降低犯人犯罪风险相关的诸多因素中，悔过表现算是最不重要的那些之一。这一开始让我感到意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确目睹了许许多多相关度更强的积极因素，如亲社会的态度，寻求关心和帮助的积极意图或行动，以及犯人真实地理解到，要让未来的生活有所改变，想法的改变是必要的。在我的经验里，相较悔过而言，后悔是犯人更可能产生的感受。比起“悔过”，“后悔”不那么针对个人，情感上的强度也要更小。它也可能更实用，因为可能成为犯人做出新选择的一种动力，作为一个动词，它也暗含着“改变”之意，而为了形成一种思考和行为的新方式，采取行动以有所改变是必要的。
>> 我感觉到，将要进入并探索夏丽的内心世界了。我注意到，她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一边是她认为自己不得不使用暴力，以应对生活事件，并获得好的感受，另一边则是她感到无法摆脱的无助与绝望。这种游移，我在那些童年期遭受了严重创伤和不幸的病人身上经常看到。我将暴力倾向和被动性这两个极端，理解为两副不同又有用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persona)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本义是“舞台面具”，这个把人格比作面具的比喻非常有效，描述了人心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的运作方式：我们会武装上或卸下不同的心理特质，以灵活应对具体出现的情感刺激。因此，莎士比亚会在戏剧中直白地把人生比作舞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所有“卖弄又不安”的男人和女人们“不过是些演员”。
>> 夏丽，或是其他一些像她这样的犯人，将他们所遭受的虐待和创伤内化，从而建立起一种信念：自己既然已经被排除在一个发生美好事情的世界之外，那么就创造更多的“坏”好了，而与此相关联的丧失、被抛弃和嫉妒的感觉，则不幸地成了驱使他们这么做的动力之源。他们可能还感觉到，需要对他人施加更强的控制，以保护他们免受生活中的“坏”的伤害，以及那些“好人”会加诸他们的惩罚。
>> 与“夏丽”相关联的童年经验，让她处于一个精神遭受创伤的境地中，以致她任由他人支配，要么服从，要么做无谓的挣扎，再没有别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讲述又有了一个语言上的变化：她话里带的脏字逐渐变少了。脏字对她来说仿佛是种万金油的表达感受的方式，而她开始越来越谨慎地选择措辞，在说话之前会先试着想一想怎么说比较合适。
>> 我们的治疗目标，一直都是看能不能帮助她从监狱系统中“脱离”出来，而此时我们明白，这可能需要将她的某个部分剥离掉，即剥离那个不再有用的人格面具。那天同她分别的时候，我颇感到一些乐观，我相信她未来能够重整她的内心世界，抛开那些在她的成年生活中已经不再适用的属于旧的自己的诸多方面。
>> 她能够用这么主动的话来为自己的罪行担起责任，这同她那个“黑化的心”的比喻一样令人鼓舞。能有赎罪的意识并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是很重要的，而未来能够兑现诺言并坚持下去也同样重要。
◆ 扎赫拉 ZAHRA
>> 当年实习时，我就常常要处理这样的负面感受，终于在犯了许多错误，并把这些感受与督导分享之后，我才慢慢地学会如何同它们相处，也学会同我的病人们相处。这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需要仔细倾听，很像给一件乐器调音。对我们心理治疗师来说，“调音”的能力，是在实习期间所做的那些必要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它帮助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包袱闯入了治疗室，从而让我们与其保持距离。
>> 英国的监狱中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很高，根据相关报告的数据，女犯人中的比例高达1/4~1/3（大约是男犯人中比例的5倍）。而且最近的一份来自英国司法部的数据表明，这个数字还在逐渐走高，在过去的10年来翻了3倍。
>> 对一些无法承受内心痛苦情感的人来说，痛苦会发生内化，他们会感受到身体上的疼痛，或者变得抑郁；而还有一些人，痛苦则会外化，自伤行为或放火行为都属于相应的表现。这两种行为都是在释放危险的信号，表明他们急需帮助。这些行为可能成为一种习惯，很难戒断，而且存在风险。
>> 好的心理治疗师不会去追着问病人被虐待和遭受创伤的具体经验，而是仔细倾听，留心病人的父母当表达而没有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表面上对他做了什么。在听病人讲述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言语之间那些有着极重要意义的空白之处。大多数治疗师也会试着引导病人，让他们说出与父母亲或者照护者之间的那些积极经验，尤其是在记忆中觉得被照顾、被放在心上，以及被当作个体尊重的那些时刻。这样的倾听和引导，对经历不幸的病人来说有一种调和的效果，能帮助他们建立起韧性，让治疗更可能成功。
>> 在我跟扎赫拉的谈话中，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被父母亲忽视，甚至遭受敌意的对待，这对任何一个小孩来说都是相当可怕的，就算父母没有对他们动过一根手指头也是如此。性情暴躁的父母会在孩子内心种下恐惧的种子，在很长的时间之后，这种慢性的恐惧，会损害孩子的自尊心、价值感还有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 这种病人把情感“转向”治疗师的情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基础观点，而且同等地适用于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如爱、依赖、愤怒和不信任等。
>> 我把她的这次反应看作一个积极的信号，起码她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处置她的愤怒了。她不是将其外化，比如把怒火发泄到自己的身体上，或者发泄到可以燃烧的无生命物件上，而是对她感受到的痛苦做出了反抗，向那个伤害了她的人采取言语上的攻击，就跟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做的那样。尽管骂人或摔门不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不过我想，扎赫拉这么做多少是真实而且有益的，因为她诚实地面对了自己的愤怒。因此，心理治疗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中断。
>> 我们能够再次坐到一起，这一事实向她证明了，亲近的关系中发生的愤怒并不是致命的。我们得以再次回到我的那个问题，即她的一些做法是否给家人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和痛苦。
>> 一些女犯人之所以入狱，正是因为她们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愤怒和绝望的感受，即便如此，面向女犯人的诸多心理干预措施，仍然默认将女性暴力行为能力忽略并排除在干预的目标之外。不论是对女性犯罪者还是对公众来说，这种忽略都是不诚实的。
>> 我们一向重视男性的愤怒情绪和暴力行为能力，但很难意识到女性也可能对他人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因为女性极少会将那些情绪用实施暴力行为的方式来表达。女性做出的伤害行为大多是针对自己的，但扎赫拉的行为也一次次地给他人带来危险。我们对她的同情相较（对男犯人）而言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正表明了我们对恶有着某种相似的看法，这让我们认为，男性的暴力在根本上就不同于女性的暴力。这种偏见没有任何好处。相反，这助长了另一种更糟糕的看法，认为男性有破坏和暴力倾向多少是“正常”的，而受害者属性则是女性本质特征的一部分。
>> 最重要的并不是我或者其他的谁怎么看她，而是她能够摆脱那些被贴在身上的标签，像“迟到的小孩”或者“坏女孩”。对我们而言，一个迫切的难题，则是认真检视我们的司法系统和社会当中存在的诸多偏颇举措和偏见。像扎赫拉这样的女犯人，很少得到需要的帮助，而之所以能得到帮助，则是因为她们已经到了放火烧自己，或用其他的可怕方式伤害自己的地步。
◆ 伊恩 IAN
>> 我不认为恶行能够排什么等级顺序，但我知道，儿童性犯罪者在公众内心所激起的情感反应是极为强烈的。回想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当时情况并非如此；而且我想，这种情况也不能用近年来儿童性犯罪有所增多来解释——事实上，相关的数据在30年里都比较平稳。即便考虑进漏报的数据，在以儿童为对象的犯罪中，性犯罪比起其他类型的侵害仍要更为少见。之所以当代的公众对儿童性犯罪者有着如此强烈的关注，有一个原因一定是成立的，即网络和社交媒体。网络和社交媒体让大家更容易关注到各种各样的事件，不论近的还是远的，也助长了儿童色情作品在制作和使用上的激增。儿童色情作品中的内容无疑涉及儿童性犯罪。我们还知道，近年来，所有形式的暴力受害案例都有所增长——半个世纪以来，这是第一次增长。吉姆·吉利根(Jim Gilligan)教授等一些美国同行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插图]，他们发现了一种相关性（尤其是在男性当中）：在社会不稳定性和贫富差距都日益加剧的时代中，社会羞耻感越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就越高。
>> 看起来，媒体和公众倾向于将“典型的”儿童性犯罪者想象为一个陌生的怪叔叔，而他的猎物则是一个青春期前的小女孩。[插图]不过，最常见的儿童性侵害受害者是一个未成年女孩，而侵害者则是一个她认识的未成年男孩。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性欲望到底包含什么成分。生物科学在谈到性欲时，通常强调观看即视觉层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淫欲的基础要素，而且如果得不到这个对象，就会更加渴望。不过评估了众多性犯罪者的经验告诉我，这种看法不免流于简单。性犯罪者在谈到自己的性欲时，并不是都会描绘起某个视觉的欲望对象。
>> 儿童性犯罪（跟其他所有类型的性犯罪一样）是暴力行为，就是兽欲性质的。儿童性犯罪的受害者没有情欲或肉欲的体验，大多数都表示，感觉自己被利用、被控制、被消耗了。
>> 与我的病人的受害者见面不属于我工作的常规内容，不过也不算多么少见，如果对所有人来说有帮助，我自然愿意去见。
>>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作为读者的你，在想象这样的场景时，可能会有很强的负面感受。对一个伤害过孩子的人，一个利用了无辜者对他的信任的人，有这样的义愤是可理解的，也符合人性——一个恋童癖怎么有脸觉得悲伤或者脆弱呢？那么多性侵受害者得不到这样的支持，而我又怎么可能去同情这样一个人，还要听他说话、理解他呢？还有就是，这样做有任何好处吗？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些问题。而我的一个看法是，让伊恩这样的人消失，也并不会让受害者所得到的帮助变得更好。事实上，如果犯罪者得不到支持以改过自新，或者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将来的情形会更糟糕，可能会有更多的受害者。而且作为一位医生，跟儿童性犯罪者坐在一起工作时，我知道面对的是什么，这就好比一个肺病专家走进一间呼吸科诊室时，一定知道他的犯人会咳嗽一样。
>> 与八卦新闻上那些奇怪的想象大不相同的是，我在那个团体中所接触的儿童性犯罪者，大多并不冷酷或精神失常，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似乎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在治疗项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写下来，然后坐到那个聚集了所有人目光的座位上，面向其他犯人把写的东西念出来。这并非易事。而其他犯人听到有歪曲了事实的地方时则会指出来，这对听者来说并不难，毕竟“旁观者清”。如果组织和进行得当，这一方法的效果是显著的。那时候的我学到了非常多，尤其是学到了谨慎和精确对组织和领导团体的重要性。在医生们专业和细心的支持下，过程或许会看起来有些惊险，但团体治疗中的性犯罪者能够做到不被羞耻感吞没，而完成诚实的自我表达。
>> 随后，伊恩的画面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他坐在床边那张旧沙发上，脑袋低埋，情绪崩溃，与他的羞耻感全力搏斗。我思考着有关宽恕的问题。宽恕是多么难啊，而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留给宽恕发生的空间是多么小啊。我再次想到了恢复性司法，想着它是否能在伊恩和哈米什的案例中起到作用。把伊恩关在监狱里，究竟收到了什么成效呢？我们的社会已经向他和公众充分表明，我们有多么痛恨针对儿童造成的性侵害。不过，对一个罪犯的10年监禁会花掉我们将近50万英镑的经费支出。花这么多钱，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比如，我们将伊恩安排在专门关押罪犯的社区廉租房里，给他挂上电子标签；而经费可以分别花在伊恩和他的家人身上，让他们各自或是共同接受一系列的心理治疗，以让他们从这一相当严重的侵害中恢复过来，在心中重新生出安全感和爱。这样的治疗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重归于好，甚至也不能保证宽恕会发生。但是，这将保证父亲和儿子们都能获得他们各自需要的帮助，而判决的刑罚依然照章执行，让伊恩处在法律的制约当中，也依然能够向他和公众表明，他的罪行是受到社会严厉谴责的。我不得不认为，这么将他在监狱里关上10年，是导致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因素之一。
>> 伊恩出狱后，我们在务实的层面上，为伊恩面对新的生活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有了新家，找到了工作，也从缓刑服务团队和我这里得到了支持。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了。伊恩无法与自己和解，在他心中，死亡成了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不论是否曾收到哈米什的那封信，伊恩的羞耻感都在他心里。如我之前说到的，羞耻感是可能导致暴力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这暴力也包括针对自己的暴力。
>> 我曾听许多遭受性侵害的受害者讲过他们被侵害后的感受，仿佛他们的某个部分死掉了。这种感受对许多犯罪者来说也同样存在。这听上去或许有些令人意外，但多年来，基于与伊恩这样的性犯罪者打交道过程中的观察，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性侵了儿童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现出一定的自杀倾向。羞耻感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足以吞噬心灵。
◆ 莉迪娅 LYDIA
>> 在强迫心理或成瘾形成的过程中，第一个被剥夺的东西就是真实感：人们会被危险的幻想支配，即错误地以为自己随时能够从中脱身。
>> 这种固化的念头或神经症，是我们称之为“跟踪”行为的模式基础。对跟踪行为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如“无法摆脱的尾随”，“违背目标者意愿的监视和追踪”，美国司法部则将其定义为“给人造成恐惧的罪行，部分已经构成威胁，而部分则存在被施加威胁的预期”。
>> 关于跟踪犯罪，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都通过了相似的法律。但与其他暴力犯罪很像，跟踪犯罪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生率难以测算。这一行为很可能到处都存在，但受害者有可能不报警，尤其是在某些文化中更是如此——因为看待性别和公民权利的态度上的不同，一些文化中至今仍然不认为跟踪是多大的问题。再者，在某些文化中，如果女性和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受到更密切的社会审视，或者男性遭受女性骚扰的时候更不愿意报警，那么跟踪就会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常见。
>> 女性的被爱妄想症被视为心理疾病，但只引起低风险行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熟知的男性对女性前任的纠缠。我们更容易将其联系到今天的跟踪犯罪上来，这种纠缠有时候会导致高风险的行为，或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带来致命的暴力。
>> 和有害的男子气质类似，也有有害的女子气质，但在暴力的语境之下，这种所有权的概念是尤为危险的。
>> 心理学上认为，不安全依恋可能导致诸多糟糕的后果，这并非试图为任何暴力行为开脱，也没有任何性别上的偏见，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犯罪者的意图，从而找到相应的策略，以对风险进行管理和干预。
>> 我不得不承认，对跟踪犯罪者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惊讶于他们对目标的执念竟如此之深，惊讶于他们意识河流中的那块“巨石”竟如此沉重而不可撼动。像莉迪娅这样的人，他们仿佛处于一个平行宇宙，这个宇宙全由他们精心创造出来，在其中，他们被一些从来不曾属于他们的东西所困住。我想，他们在心理层面是隔绝的状态，因为他们听不到被拒绝的声音。
◆ 莎伦 SHARON
>> 家事法庭与刑事法庭不同的是，如果的确存在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法庭不需要犯罪证据就可以采取措施。作为年龄最小的公民群体，儿童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因而国家会采取迅速的措施加以保护。
>>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这样的女性与那些暴力犯罪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童年早期的依恋模式——其中，童年期虐待、忽视和丧失的情况多有发生 。
>> 这种在亲子关系中罕见的行为，一般被称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Munchausen's syndrome by proxy, MSBP)。对此，目前的正式称谓是医疗性儿童虐待，即病人会莫须有地声称儿童患上了某种疾病，或因为诱导而让儿童真的患上某种疾病。
>> 在权利与风险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对家事法庭来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 在这样的案例中，心理治疗往往是缺席的，这很让人感到沮丧，甚至抓狂。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从犯罪的角度来说，普遍的情形是，那些最需要心理治疗的人，反而往往得不到治疗，哪怕是最基本的治疗。这在像莎伦这样的年轻人的案子中尤其让人恼火。她的问题是有可能被治好的，而且她有可能会生更多的孩子。同时，一些有过虐待或侵害行为的人，包括那些在监狱里的犯人，能够得到定期的心理干预，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的确，如果他们想获得缓刑假释的话，就可以参与到一些心理治疗项目中去，就像我在伊恩和莉迪娅的案例中讲到的那样。那为什么那些因为虐待行为而丢了抚养权的母亲不可以呢？这种治疗完全可以被纳入照护程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是文化的因素，英国文化过于强调母亲是“好的”，于是装作那些坏的母亲根本不存在。
其次，如果莎伦没有得到她所需要的关怀和治疗，我想她大概率会继续让自己怀孕下去，完全没有计划和秩序。她的孩子们所面临的危险依然如故，而法庭的干预所造成的创伤也可能会重复发生。莎伦并非个案：在所有强制让孩子离开母亲的案子中，有约1/5都重复启动了照护程序，而这些“重复剥夺抚养权”的案子中，许多母亲自己就曾在成年之前在政府的照护系统中接受照护 。
>> 在我看来，失去孩子似乎并没有带给她多大的痛苦，让她特别痛苦的，其实是失去母亲这一社会身份。这会给她带来许多好处。比如一些具体的方面，就像她所暗示的住房的支持。再比如来自社会文化层面的同情，挺着一个大肚子或推着一辆婴儿车，自然能够在家庭中以及社会上获得同情。她的指点和咒骂背后有她的精明之处，她很清楚，母亲的身份能够带来社会地位。她以前尝过这个甜头，现在她想再次拥有。这让我对她自己被母亲养育的经历更加感到好奇。但无论我怎么尝试，无论问任何与此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她都拒绝回答。
>> 我想，她此时可能把身为母亲的痛，与身为孩子哀悼逝去的母亲之痛混合在了一起。这让我不能得知，她是为她失去的两个孩子而哭，还是为她母亲而哭。她母亲的早亡，不仅让她失去了双亲之一和一个行为榜样，还剥夺了她被照顾和关注的权利，这让她之后不得不迫切地通过其他的方式寻求。她长期害怕自己的孩子会死掉，这种害怕虽然毫无理由，但对她来说是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的。
>> 她向我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似乎无论怎么回答，都不能尽其意。我跟她说，所有的父母亲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担心健康问题，但希望她一定记住，她心里冒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就像吉卜林在诗中写到的，我们可能会被感受所蒙骗，不论这感受是关于胜利还是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朋友，要有家人，也要有各种不同的能帮我们参谋的人（有时这也包括心理治疗师在内），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自己是否处于真实之中，并探索自己的情感。若没有这些平衡与支撑，我们很容易就会垮掉。我告诉莎伦，她永远都可以寻求帮助，毕竟她现在已经知道，帮助是有用的。
>> 莎伦曾经历怀孕和照护令的循环，要中断这样的循环，专业人员需要预先向母亲们提供帮助，而不一定要等到她们真的失去一个孩子之后。在怀孕的女性当中，辨别出那些可能难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母亲角色的个体，在提供生产课程和补充孕期所需的叶酸之外，也为她们提供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帮助，这带来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这些帮助可以早在她们预约第一次产前检查 时介入。
◆ 萨姆 SAM
>> 团体心理治疗的指导原则就是，“为了团体，也来自团体”。
>> 在监狱里，他在一种心理隔绝的状态中度过了许多个年头，这一定很痛苦。我的一位同行曾说，陷入精神失常就像是在空中建起一座城堡，然后住进里面，而我们的工作则是为城堡放下一座通往外界的吊桥。
>>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从来没有人让他们以这种方式进行讲述。犯人讲述自己的故事，通常只是出于司法系统的具体要求，但我们的司法系统所关注的焦点，只在于犯罪者的动机和方式，并由此得出一种应对潜在危险的防御措施。而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一员，可以改善他们的情感孤独状况，让他们能从彼此身上，学习到如何带着自己的新身份生活下去[插图]。
>> 最高法院少见地对判决进行了复审，但二审判决支持了初审的意见，只做了少量修改。二审判决中表示，如果一个心理治疗师认为其病人对第三方构成某种危险，那么治疗师就“负有义务以合理、谨慎的方式保护可预料的受害者免受这一危险”，以及“当病人对公众构成危险时，治疗师的保密免责权就宣告终止”。随后，一系列类似塔拉索夫原则的法律在美国各州广泛出台。美国法律在英国不生效，不过英国许多涉及保密问题的案子都参考了塔拉索夫一案，而英国医学总会也很快采纳了“出于公共利益”可公开保密信息的指导原则。至今，国际上凡涉及保密性原则的探讨，塔拉索夫一案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基准。
>> 法律从来都更强调可分析、可验证的确定性和明确的证据，在这样的框架前提之下，就没有多大空间可以用来探讨密切关系中的义务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中，总会存在情感上的模糊性和道德标线的不明确性。
>> 我花了不小的功夫去记住他所使用的言语细节，但几乎完全不担心自己会忘记他的表达所呈现出的震惊和简朴。
>> 我依然与同行和法庭一样关心对病人隐私权的保护，但我想，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保密原则这个问题。精神疾病是一个家庭的事。在面对风险管理的问题时，我们能够以一种更有合作精神的方式，去关照受到风险影响的各方吗？这个案子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说是要为精神病患者在社区提供照护，实际上似乎没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照护者和家人。当今这个时代，在社交媒体和营销者的影响之下，隐私和个人信息已经货币化到了如此的程度，或许，在健康和安全领域我们可以有所平衡。
◆ 大卫 DAVID
>> 我为医生同行提供心理治疗的兴趣范围，还延伸到了帮助那些在经历痛苦挣扎之后陷入真正困境的同行，他们正处于打破规则或社会常规的临界点上。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医生同行们一向被认为亲社会、乐于助人，且以跟他人合作的方式谋生，他们究竟是因何而决定“黑化”的。多年来，我见识过各种压力因素是如何影响医生的心理健康的，这让他们的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导致工作不可避免地变得言行不一。有那么多电视剧是以麻烦缠身的医生作为主角，完全不让人意外。
>>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论背景有多么不同，专长的领域是什么，医生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来不会及时寻求心理帮助。
>> 我很清楚，想象另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是共情过程的一部分，却也可能造成遮蔽，让我无法清晰地听见或注意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可反过来讲，如果从来不这么做，也是不好的。如果一个人穿上了另一个人的鞋子，又怎么可能不去想象他曾在哪里走过呢？
>> 我想，大卫所呈现出来的整体姿态，与当下时代或者说千禧年之后时代的某种现象存在着某种共鸣——就像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文一样，一切都是精心挑选之后展现出来的理想生活。
>> 有时接受采访，我会被采访者问到，我是怎么战胜对病人的负面感受的。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有情绪就需要采取行动去对付。而我知道，这个逻辑反过来才是对的：“感受不是事实。”这句话我反复跟我的实习生们讲，而他们也会相互提醒。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斗争，只需要保持专注的正念状态，从而让自己时刻处于平和中正的神情和姿态。事实上，我想我乐于接受内心可能产生的任何强烈情感，因为它们能相当有效地揭示出病人心理状况的某些真相，这在前面的许多故事中都有体现。
>> 有时候，向病人表示治疗并不是无止尽地继续下去的，就有可能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己，并在他们内心激发出新的想法，而这正是改变的核心内容。
>> 我想到，所有成瘾行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会不断升级，无休止地寻求更强列的兴奋感，寻求更极致的沉迷状态。
>> 我在诊疗室坐了一阵子，知道自己必须把刚才听到的内容理清楚，然后制订出一个行动方案。没有人想让另一个人惹上麻烦，如果我举报大卫的话，将会有一大堆麻烦等着他。但是他让我别无选择。他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吐露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这赋予了我双重的身份：在犯罪现场，我既是调查者也是旁观者。在身体的焦虑状况平息下来后，我担心的主要不是自己，而是他。我想，他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有可能会有自杀倾向。这个已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关不上了。他刚才在我面前“杀死”了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一定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他从一开始就想要的结果吗？或许，他只是需要把自己的罪行倾吐出来，并且真的以为保密性原则能保护他，或者以为法律会有一些灰色地带。不过，考虑到他是这样一个聪明而且阅历丰富的人，我还是觉得他这么想有些难以置信。
>> 在我的职业生涯后期，类似大卫这样的病人讲述的童年故事，让我对童年早期创伤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这些创伤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发展，以及影响个体暴力倾向的强弱。这样的童年创伤是多么微妙、多么难以察觉啊，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一定曾在小时候遭受过明显的侵害行为。这样的经历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无恶意的忽视”，如果与另一些风险因素组合在一起，则有可能发展出暴力行为或自我伤害行为，或者两者同时都有。
>> 事实上，不管这份工作我做了多少年，我仍是一个人，有人的好恶。这一点，是世上所有的职业训练和实践经验都不可能洗刷掉的，而且我想，我也不希望它被洗刷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