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贾谊P50—P57（傅斯年）

贾谊文辞和思想矛盾：

1.贾声兼通儒家思想和三晋官术；

2.能侃侃条疏政事，为绝好只“笔”的人，每多不能发扬铺张，成绝好之“文”（条疏政事缜密明晰，又文采飞扬）。

3.贾生政论有的眼光深锐，如分封诸侯、教傅太子等，有的又像一个妄想的书生。

贾谊文辞和思想矛盾与时代相关——政治制度成一统之后，若干风尚也要合成一个系统，贾生之兼容若干趋向，和汉家兼有列国一样，也是时代使然。

贾生以他的天才，生在一个转移的时代，遂为最先一个汉文章、汉政治思想、汉制度之代表。

贾生著作：1.论（《过秦论》）；2.赋（现在只存《服鸟》《吊屈原》）；3.疏（《陈政事疏》——声色和思想齐光，内质和外文并盛）。

《史记》《汉书》P58—P72（朱自清）

《史记》《汉书》——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记言记事，纪传体史书，正史的源头。

《史记》（用散行文字），（汉）司马迁著，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

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编年）；

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

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

三十世家——记列侯国世代存亡；

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

《汉书》（受辞赋影响，弘丽精整，多用排偶），（汉）班固著，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

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后世正史以此为范本，名称也多叫“书”。

班固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

《史记》与《汉书》的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曹氏父子的“一家辞赋”P73—P74（罗庸）

东汉末以及三国时代之文风，并不能以曹氏父子为代表，不必以曹氏父子概括尽之。

所谓建安七子P75—P78（罗庸）

七子，并非同时相友之人，且当时能文者亦不止七子——七子实不通之名词

孔融，长魏武二岁，以行辈论，当为文帝世伯，其文尤为文帝所好，融被杀后，魏文下令求融遗文，强列入七子之中。

阮瑀，作《首阳山赋》。

刘桢，七子中最平凡者，也是魏武门下最不得意之人，以治经为主。

陈琳，生年不可考，后为袁绍作讨曹之檄。

应玚，著《汉官仪》。

徐幹，著《中论》。

王粲，作《登楼赋》《首阳山赋》，其致力多在政治方面。

七子之外，另有杨修、丁仪、丁廙、吴质，诸人文学风格，《文心雕龙》评之为“慷慨而多气”；还有王充，著《论衡》。

五言诗的起源（附论文人乐府）P79—P85（罗庸）

重要的有两个说法：1.起源于建安；2.起源于西汉。

——罗观点：以上两派均未予人以文学史之线索，仅为片面之争讼。

建安之前五言诗材料：

1.西汉有五言诗，但风格与苏李诗（苏武、李陵）、《十九首》不同，此值得考虑者；

2.苏李诗见于《文选》及《玉台新咏》，但苏李诗非本人原作，而是合为七首者（唐人尊《文选》，始不甚怀疑，而自宋迄清，则聚讼复起）；

3.班婕妤《怨歌行》，非班婕妤所作。

4.《古诗十九首》，作者不明晰，今犹为决。

5.其他两汉五言诗，诸作者皆有确证，非伪托之作，如汉《饶歌十八曲》中之《上陵》一首、班固《咏史》、张衡《同声歌》、赵壹《疾邪诗》、秦嘉《留郡赠妇诗》及答诗、郦炎《见志诗》等。

《楚辞》之文法：常将动词、助词置于句前。

《楚辞》之形式源于《诗经》，《九歌》时代最晚，犹可见其衬字变化之线索，其初当为两字一组，中间加一“兮”，后四字一组加“兮”，摘去“兮”字，即成四言、三言之词句。

汉代民间流行之歌均多四言，如高帝（刘邦）《鸿鹊歌》、朱虚侯（刘璋）《锄非种歌》（即《耕田歌》）。又有一种三言诗而杂“兮”字其间，如高帝《大风歌》、李陵送苏武诗皆是。又汉代字书如《急就篇》，今读为七字句，实则原本无断句，是依汉乡儒读书之习惯口语而断成七字句（然《急就篇》每句有韵似又不可解矣）。

吾人今欲于现存汉诗材料中寻五言诗起源已不可能，但从《汉乐府》中约略得其端绪，尤其是《相和歌辞》与五言相近。

史传乐府成立于汉武帝年间，据今考证是成帝时期，下迄东汉。

乐府诗与五言的关系：1.汉乐府由杂言变成五言；2.故事诗发展为抒情诗；3.早期朴质，后增为华饰。

曹氏父子之诗是否能全部入乐府？

——罗观点：曹氏父子有专为乐府而作之篇什，此类当能入乐；亦有自我抒情之作，是不能入乐者（尤以子建之作多抒情之篇章，不一定皆能入乐府）。

今日观《十九首》之可爱，以其不独富于词情，且具有声情之美，两汉五言与魏晋五言之分野在此。而曹氏父子实此风气之转变者，古乐府遂及此而亡。

文气说之由来及其影响P86—P88（罗庸）

《典论》至《文心雕龙》——中国文学理论完成

《典论》：“文以气为主。”即文气说之首倡者。

正始玄风P89—P91（罗庸）

本哲学史问题，然其对于三国以后文人之人生态度影响大，故举而论之。

“清谈家”乃笼统之名词，实则西晋正始之谈玄者，固不同于三国末之竹林七贤。

正始玄风与西晋清谈者不同之处在于生活态度及学理上

何晏、王弼诸人学术思想之材料，主要者见于《魏志·曹爽传》《魏志·钟会传》，以及王注《老子》、何注《论语》等，所谓形而上学也；

傅瑕、钟会、荀粱三人又为一派，至晋称为“四本论”。

“四本论”，即分人才性为四范畴（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

相同处：不敢正面讨论政治问题，乃避而讨论超人生问题；

不同处：生活态度上，傅瑕、钟会等犹有东汉士人之风，余子则为魏晋玄风之始。

论阮籍、嵇康P92—P94（罗庸）

阮籍，世家出身，其性刚直而有抱负，乃不能不过变态生活以求避祸；其学问以儒家为骨干，虽亦研道家之学，然非其本心（观其家书告子勿学阮咸之纵诞可知矣）；行为极谨慎。

嵇康，幼依母氏，气性娇生惯养，及长，见世事不可为，乃隐去，而朝廷特征命之，不得不出，且以婚于曹氏而得为世家。

七贤特点：1.任放；2.慷慨；3.淳厚；4.好老庄；5.耽酒，除嵇康外；6.好音乐；7.韬晦；8.周瑾；9.遗世；10.自忏，除刘伶外。

此时文学，首当注意其生活态度，然后再观所反映之文学。

山水文学之肇始P95—P96（罗庸）

东晋之前，记地理之书，分为十类（著书的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欣赏景物，近于历史者多，至东晋而散文之记以出）：

1.记山水虽加入故事，然少描写风景，如《水经注》；

2.记都邑，如陆机《洛阳记》、盛弘之《荆州记》；

3.述行，为后世游记之始，如戴延之《西征记》；

4.记风土，如周处《风土记》；

5.记域外，如法显《佛国记》；

6.神异记，如《十洲记》（托为东方朔撰）；

7.总集，如陆澄《地理书》，乃集他人关于地理之记载而成之抄本；

8.记寺塔，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9.图经，如无名氏《周地图记》；

10.记物产，如许善心《方物志》。

至谢灵运乃回头将山川之描写入于韵文，故能卓然成家，然犹时见其笨重处。

迄惠连（谢惠连）、玄晖（谢朓）而日有进步，工而弥巧矣。其后有鲍照《芜城赋》，江淹《江上之山赋》《哀千里赋》，又将山川情趣移之于赋，然已非西晋之旧格。

萧梁一家之文学P97—P99（罗庸）

自南齐以来，诸王好文，广结文士或养客，梁武（萧衍）即为竟陵八友（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号“八友”）之一，及为帝，乃益畅其风。

武帝（萧衍）好学，曾新疏五经，于玄学则撰《老子义疏》，又撰有《通史》，又能自疏佛经。史称其下笔成章，著述宏富，有百二十卷。就其学问广博，著述之多，人才之盛，父子能文而言，较建安曹氏实有过之。

昭明太子（名统，字德施），文风及思想与武帝相近，性均保守，操守颇严。史称其集凡二十卷，又集古今典谐凡十卷，曰《正序》，诗选曰《诗苑英华》二十卷，又《文选》若干卷。其才分极高，其文学主张见于《文选·序》云。

简文帝（讳纲，字世缵），好宫体。

梁元帝（讳绎，字世诚）

武帝、昭明仍守南齐旧风，而简元帝则开陈隋之风气。

安成王秀，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至隋唐亡佚。

从陆机《文赋》到刘勰《文心雕龙》（附北朝文论）P100—P107（罗庸）

——全篇大都为书目归集

《诗品》：一面为古诗人发榜，取范于《汉书·古今人物表》，一面又论作家，列范文，同于晋世以来文学理论书之编法，其缺点凡二：1.眼光不甚高；2.内容庞杂，无甚体系。

南朝文学理论虽是大变，然影响北朝不深，故北朝论文观点仍守东汉之旧。

《颜氏家训·文章篇》内容丰富，又深明南朝文学理论之精华，唯立论之见仍是北派，故可作为六朝文学理论诸作之总结。

南朝文学理论，末流所趋，已入于考试制中，而北朝之文学主张则为唐代古文家之所本，唐古文家之反对考试，盖有由矣。

《昭明文选》与《玉台新咏》P108—P110（罗庸）

《昭明文选》，开元年间开始盛行（与科举文字兴盛有关）。

《玉台新咏》，唯清人对此书新旧本之考订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