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3篇 发掘、发现……

当然，这种并不体面的“负面考古”势必会在学术上同时也会在政治上造成影响。一个“独特的民族”，从“诸国”（《圣经》提法）尤其是埃及人和“海上民族”非利士人（Philistines）分离出来，在出埃及并在西奈山接受《律法书》之后，根据亚伯拉罕的约誓，重新征服迦南——这种关于犹太独一性的叙事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那些自我发现的史诗，那些分离（seperation）的独特性（且不说独一性），那些在流亡中写成的希伯来《圣经》，根本不是以色列人经历的真实故事。这样一个所谓真实的故事，将把以色列人描写为当地迦南人的一个部落支派，他们的文化在青铜时代末期衰败，然后向东（而不是跨约旦河向西）迁徙，进入更安全却更原始的犹地亚山区，并最终接管了古代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城堡。然而，这样一个“与迦南人略有不同”的版本，无疑会在种族起源神话的传承链上淡化而不是强化以色列人的独特性。犹太人将成为西闪米特人另一个没有独特性的变种，他们在几百年里一直过着一种部落式的田园生活。同样地，按照这种怀疑论的观点，历史上根本没有大卫王这个人，而他的生活和功绩只不过是那些在巴比伦流亡的《圣经》作者的浪漫想象。
后来，历史学家对早期以色列宗教的穿凿附会，更进一步歪曲了这个独特性的神话。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西奈山接受启示这一事件前后，人们不仅没有大批地皈依于唯一的、无形无影的耶和华，而且以色列宗教，特别是在公元前12世纪—前10世纪这一公认的成形期，与周边邻邦的宗教十分相近。“E”本《圣经》中“上帝”的希伯来文是“El”——犹太祈祷文中沿用至今——与腓尼基宗教是相同的，只不过后者采用的是其复数形式“Elohim”。在冒烟的火山云雾中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并将海水分开的风暴神，同样与腓尼基人的巴力神非常相像。那些被先知们在《士师记》《列王纪》和《历代志》中谴责为偶像崇拜的物体、形象和习俗——妇女用暴露的硕大乳房支撑木柱、石柱的雕像（这种风格必定与生殖有关）——至少到公元前9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仍随处可见，耶路撒冷和犹地亚当然也不例外。
这些雕像往往与对上帝的妻子——阿施塔特（Astarte），即亚舍拉（Asherah）的狂热崇拜有关，这在巴勒斯坦地区十分普遍。在坎底勒阿柱德出土的一块著名的公元前8世纪的碑文中，就有“撒玛利亚的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这种提法。所以毫无疑问，在当地民族的宗教（而不是圣殿祭司们所说的宗教）中，亚舍拉和耶和华并不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天上的一对伴侣。当然，《圣经》先知时常谴责那些反复无常的以色列人和希伯来人用心不专，他们有时会崇拜假神和偶像。正如极端修正派所称，《圣经》给人的印象就是，波斯和哈斯蒙尼统治时期，在多神崇拜与独一神耶和华崇拜之间摇摆。但是，很可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耶和华只是被崇拜为最高的神而不是唯一的神。甚至“十诫”中的第一诫也说“ 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101]” ，这就意味着还有一些“别的神”，只是“资历”不同，而不是排除了所有其他的神。只是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时，“第二以赛亚”才第一次明确提到“唯一的耶和华”并将这一称谓绝对化。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诸多独立发展或相互融合的宗教形式——如家里的灶台上、田野里和城镇中，都立起了象征崇拜对象的柱子，这种被称为“柱像”（massebot）的直立石柱在巴勒斯坦地区可以说随处可见——与来自圣殿祭司的严格律法体系长期共存。在内格夫沙漠北部的要塞城镇阿拉德，曾发现了一个被认为属于公元前10世纪的小型“圣殿”，就建在一个更早的柱像崇拜原址上。这个“圣殿”中，有一个用于动物牲祭的石头祭坛，四个角呈当时流行的牛角状，在一个抬高的壁龛两侧有两根石柱，其中一根涂成了红色。在附近发现的一些陶片上，隐约可见《耶利米书》和《以斯拉记》中提到的耶路撒冷祭司家族的姓氏。阿拉德小型“圣殿”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性崇拜场所，其中大量的礼仪用品都是后来希西家和约西亚统治时期发起的清洁运动中需要彻底清除的不洁之物。在对这处遗址进行发掘时，人们发现这个小型的附属祭坛已经被推倒，并且涂上了灰泥，这充分表明当时官方对耶路撒冷以外非法建立的“圣殿”进行了集中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