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的退却》读书笔记

序言
下来的两章则考察了两个关键问题。在建设与破坏兼具的长时段的中国环境变迁背后,最初的社会驱动力和后来的经济动力是什么?反过来说,这些环境变迁,尤其是司空见惯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是如何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机制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某种文化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开发自然的文化往往会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优势,从而胜过不这样做的文化。我推测,在许久之后,一旦前现代的经济增长达到金钱能安全地投资获利这一地步,自然资源就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资源,例如树木,若不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就会成为溜走的财富。这种做法叫做“兑现需要”(thecash⁃inimperative)。
随后关于水利的一章进一步探讨了帝制时期国家推动增长方面的历史。水利事业在历经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成功及一些重大失误后,沿着一条技术稳步提高的曲线在前行,最终走向了受环境制约的前现代技术锁定阶段。也就是说,一旦修建了大型水利系统,它就会成为当地迈入佳境的基础,而且由于可能会危及生计乃至身家性命,因此不可能轻易地被废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它也无法继续发展了。并且由于水情不稳,人们背负了需要不断维护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这一壮举所付出的长期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我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的“前现代经济增长”，它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衰退、随后的继续推进以及短暂的失衡期，而从“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那章所叙述的最初由政治和军事推动的突进开始，这种增长就逐渐支配了环境的转变。
但是我们仍需做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界定。暂时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从结构上讲，中国式增长的基础在于一种通过高度分散的单位(像农民的家庭农场)来运行的能力;在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对此加以协调，从而组成庞大的组合体(modularaggregates)。协调的方式要么是行政手段，譬如修建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要么是商业手段，主要是借助那类具备某些重要资质而又不受垄断控制的市场网络。当然这种组合体天生短命，只有在紧急需要时才会出现。我怀疑，正是小单位的主动精神和几乎不受限制的任意组合(要么以行政要么以商业为基础)的结合，引起了对环境的彻底开发，这在前现代世界是独树一帜的。
第五章
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远古时代，中国的统治阶级如何绞尽脑汁，想要阻止农民退回到人类最初的职业，也即狩猎、捕鱼和采集中去;本章稍后将引用其中部分证据。
几百年，接着几千年过去之后，可退守的空地逐渐减少，农耕文化开始根深蒂固，人们对它也习以为常了。农耕文化具有“优越性”，这一假设同样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些农耕文化的现代继承人的心中。现如今，对这一假设不得不予以质疑了。历史上，农业作为生产方式，在多数情况下的确具有优越性，这是以一个新的具有竞争力的集合体——军事化的城市—农业国家为基础而言的。但是就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说，实行农耕的时候，他们与精英阶层相对照，总体状况又如何呢?这好像值得怀疑。有一点必须牢记:田地终结了自由。不管文明随之而来取得了怎样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也付出了一些公认的代价:人类自身变成了其自己驯化的物种之一。为征服自然，我们奴役了自身。
第六章 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
在中国人烟最稠密的地区，水利长期以来一直居于农业——特别是稻作灌溉——以及大宗运输的核心位置，因此，也居于其前现代经济史后期的核心。它源远流长，并因诸多失败而经历了长期的完善过程，从世界和历史的标准来看，它是成功的，也是持续的。当然，最终的代价颇为高昂：水利系统的维护需要持续、昂贵的投入；而达到一定的地步后，它几乎不可能进一步扩展。环境则对合适地点的利用以及水量有着天然的限制。
本章的中心论点也即核心思想是:人工水利系统或多或少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且总是与外部破坏性的环境因素产生相互作用。它们会受到下列种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降雨、洪水、干旱、植被的移除或重新覆盖、影响航运和泥沙沉积的土壤侵蚀、湿地的消失、灌溉、盐碱化以及海水的侵袭等。水利系统是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遭遇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多半是对抗性的。
总之，到18、19世纪，中国的水利经济陷入前现代的“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lock-in)模式之中，从而进退维谷。“技术锁定”是经济学理论中为描述下列情况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较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用W·布里安·亚瑟的话来说即是：“利润增长的机制……会……致使经济……受困于较差的发展之路。……技术传统……往往会被有利的回报锁定。”
在此，我采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前现代发展状况:在那里，某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某种特定技术——如中国特色的水利技术——的信奉已达到这样的地步:(1)　如果它自愿废弃这一技术，势必会立即造成生产上的损失，通常还会导致社会不稳、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的后果，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无法接受的;(2)　这一经济体的现有可用的大部分资源，特别是金钱、劳力、物资、技术以及政治与组织能力等，都需要用于对水利系统的维护。结果，其未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说都“被抵押”了。而像郑白渠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水利系统无可挽回地垮掉了，那么，巨额投资也就化为乌有。实际上，中国古代水利可用技术的内在发展也走到了死胡同。因而原则上讲，对中国水利系统的实际代价的评估，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机会的丧失，即，将数量巨大的这部分输出用于另外的、最终可能更有成效的事物上的机会。很明显，如今现代技术的发展已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留下的，则是一份伟大而沉重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