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禅的普及与变质—北宋时代的禅…64

    禅与天台间的论争
    当时，天台宗分裂为奉先源清（？-997）、孤山智圆与梵天庆昭（963-1017）等山外派，与四明知礼、意云遵式（960-1032）的山家派。两派争论的原因，在于山外派容忍吸收华严思想，而山家派则力图向天台原本的立场复归。如源清就经常言及荷泽神会（684-758）和圭峰宗密（780-841）。山外派对与华严有密切关系的禅也采取融合的态度。因此，知礼在批判山外派的过程中，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禅。知礼与子凝之争的契机是知礼著《十不二门指要抄》（1004年），基于圭峰宗密的著作（疑为《裴休拾遗问》）的记述，主张天台宗优于禅宗。1023年，子凝致书知礼提出反论，于是双方开始了书信往来。中间掺杂了禅宗与天台宗之间的对抗意识，双方往复折辨达二十回。当时的四明大守直阁林公不忍旁观，遂出面调停，最后知礼修改了《十不二门指要抄》的部分内容，论争才告一段落。之后，契嵩的《传法正宗记）（1061年）问世。对其中的西天二十八祖说，吴兴（浙江省）的天台学者子防提出批判。契嵩则认为天台宗所依据的《付法藏因缘传》（提出西天二十三祖说）“荧惑天下”，应予烧毁。对此，子昉著《祖说》《止讹》等，予以反击。对天台的西天二十三祖说，除子昉外，神智从义(？-1091)等也有批判。
    佛日契嵩著，收于遗文集《镖津文集》。分为上卷（《原教》《劝书》）、中卷（《广原教》）、下卷（《孝论》《坛经赞》《真谛无圣论》），主张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教的五常相一致。儒治世、佛治心，只有治心才能完成治世。在儒佛的关系上，一方面主张佛教的立论涉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强于儒教：另一方面，佛法只有依王臣才能存在，全面肯定国家权力。1061年，进献宋宗，得欧阳修等称赞，翌年，与《传法正宗记》一起被批准入藏，契嵩得“明教大师”号。此书在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多次开版重印。特别是其中的《原教》和《孝论》影响深远。明代的沈士荣继承《原教》的思想，做《续原教论》（1385年）。在元代的中峰明本（1263-1323）、憨山德清（1546-1623）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孝论》的影响。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孝论》的单行本，流传很广。
在两班中，东班负责寺庙的经誉，由“四执事”构成，即监院（也称监寺，东班的统辖）、维那（维持威仪和纲纪，担任诵经的首唱入、典座（管理伙食入、直岁（负责殿堂的修理以及物品的管理）等。
    而西班则负责禅僧的修行和教育，由“六头首”构成，即首座（负责僧堂内的参禅指导）、书记（负责“榜”“疏”等寺院文书的起草和抄写）、藏主（负责管理藏经殿所收大藏经）、知客（负责接客）、浴主（又称知浴，负责管理浴室）、库头（负责收支出纳等）等（南宋时期，库头改称副司，移到了东班，取而代之的是知殿〈殿主〉。因为礼仪的重要性增加，所以管理主要活动场所佛殿的知殿的作用受到重视。另外，在东班的监寺之上，又设置了都寺，形成了都寺、监寺、副寺、直岁、维那、典座等“六知事”，与首座、书记、藏主、知客、知殿、知浴等“六头首”的体制）。
    除了这些职务，《禅苑清规》中还有延寿堂主等各种各样职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庄主或化主（街坊）的职名。前者是负责管理庄园和收税（在唐代，寺田不享受任何税制上的优待，与个人所有的土地一样征税。到南宋，设置了庄主的辅助官“监收”，专门负责收税）的职务，后者负责在市街劝化、获得檀越。这样的职务的出现，说明随着寺院经济的自给自足，寺院的经济基础开始依存庄园经济和檀家信徒。
    这一时期，以禅宗寺院为中心普遍实行了“十方住持”制度，即不局于法系和门派，从全国遴选优秀的禅师作寺院住持。随着这种制度的确立，各地出现了所谓“名刹”。而名刹地位固定下来的同时，寺院经营也制度化，于是丛林中的升迁形成一定的程序。在当时的制度下，投身寺院的修行者，首先作为“童行”从事杂务、学习基础知识；时机成熟，得度成为“沙弥”；然后受戒，成为“僧”；禅僧在受戒后，还要作云水僧，到各地名刹参访禅匠、积累修行的经验。在寺院，一般要先后担任侍者、藏主、书记等之后，才能成为首座，然后才可能担任住持。
     初期的禅家文献曾对西方往生进行了激烈批判。本来净土信仰的“他力”思想与作为弹宗思想根干的“见性诚佛”说难以并存。但中国的净士思想一般具有强烈的“唯心净土”倾向。又容易与禅融合。这一点与坚持“指方立相之净土”的日本净土信仰不同。禅吸收净土信仰的思想还有其他的理由：其一是社会对禅僧追求“开悟”的独善其身态度的批判，使禅僧开始关注“念佛”这一切实可行的修行法；其二是在此之前净土信仰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当时，天台宗的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宗晓，律宗的灵芝元照等皆信奉净土信仰，可见净土信仰已经超出了宗派的界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在此背景下，即便是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成为佛教主流的禅宗也不能无视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