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求静，武中习文

机会终于来了。同年（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孙中山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反动派人物朱卓文(主持其事）、陈顺（杀人凶手）等刺杀。蒋以广州卫戌司令兼任特别委员会成员，专司廖案，立即在寓所召开特委会，决定捕人名单。继而逮捕林直勉、梁士铎等嫌疑人物，处决张国桢。又因魏邦平、梁鸿楷也涉嫌廖案和私通陈炯明，通缉魏，扣押梁，继而将梁的军队解散。

9月20日，蒋又以廖案涉嫌为由，将其顶头上司广东实力派陆军部长许崇智逼走。胡汉民也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共，敌视廖仲恺，与廖案有牵连，被迫赴苏访问。

至此，开国元勋只余汪精卫一人位在其上。蒋就要登上政权的金字塔塔尖了。这是蒋的第一次军事“政变”。9月28日，蒋任东征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四军为主力军。另外还有建国豫军、建国赣军和程潜的攻鄂军等。
此役之第三师溃败，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他从中得出两个教训：一是作战兵力至少要达万人以上并集中使用；二是当敌人溃退时，切切注意其防线在什么地方，不可误中败敌突然反击之计。从此以后，蒋之用兵均以重兵集中作战，后更用军团、集团军为一地区之大作战单位，以免被敌突袭时而无法互相策应。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为大兵团作战。
正巧也在这一天，中国青年党党员常燕生发表的反苏文章，刊载于《晨报》副刊上。题目是《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他主要是说列宁学说不同于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的社会中产生。因此，他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摘系。

常燕生认为苏联是专制主义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不同；苏联是由少数领袖专权，“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因此，非反对不可。
“廖案”中他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一举两得。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苏联顾问，以便大权独揽，就不好再等机会到来，只能自己制造了。于是发动“三·二〇”政变，发动第二次不流血政变。

蒋于3月19日，命人口头命令中共党人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李开去后，蒋又否认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说李要绑架他。于是他说中共有野心，必须限制中共党人的权限，又谓汪精卫也参与此事。以此为借口，于次日逮捕李之龙等，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苏联顾问10人聘约。4月16日蒋由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于4月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闿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4月24日，鲍罗廷返回广州，只好答应蒋的城下之盟。蒋便大权独揽，成为中枢第一人物。
对蒋的这些叱咤风云的表演，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已，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