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建筑、城市规划和地理学方面的许多进步都涉及对几何学的日益关注，而现代哲学则从数学中得到启示，对世界做出重新构想。得到广泛承认的“现代哲学的创始人”（见Russell2004：511）笛卡尔同时也是数学家和解析几何的发明者，这并非偶然。引自 现代哲学中的空间 34笛卡尔坚持欧几里得空间概念，此概念认为，空间与空间“中”的物体是无法分开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物体”（body）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任何具有质量和维度的东西，而对笛卡尔来说，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空间的延展，所以我们所认为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物体的延展……空间中的物体是（网格状）空间的一部分。35
在牛顿看来，空间本质上是一个绝对、独立、无限、三维、永恒不变的统一性容器，上帝在创世的那一刻把物质的宇宙放入其中。（Ray 1991：99）相关争论持续并贯穿整个18世纪，但牛顿的概念通常占主导地位，至少在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相对论出现之前是这样。
然而，对于牛顿的空间乃容器的概念和笛卡尔的空间乃物质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来自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否定绝对空间概念，认为空间从根本上说是关系的 （relational），空间本身根本不存在；毋宁说，空间是物体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或许会把“距离”看作两点之间的关系一样。此外，他认为时间只是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某种存在的东西。
莱布尼茨的反对意见一部分是神学上的，因为牛顿认为空间是后来被上帝填满的空容器，这在逻辑上意味着空间（和时间）在上帝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荷兰哲学家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1632一1677）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空间“就是”上帝或自然（Deus Sive Natura）。36引自 现代哲学中的空间 34在《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康德（Immanuel Kant，1724一1804）把空间和时间确立为纯粹概念或范畴，其他所有概念都与之相关联。也就是说，当我们感知到某事物，我们觉得它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中了；时间和空间不是额外被感知的东西。在他的思想“哥白尼革命”中，康德假设我们人类的理性无法觉知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觉知我们所觉知到的样子。37
在康德的哲学中，空间仍然仅仅是任何真正有意义的现象的背景。在18世纪末，随着发展与成熟的主题，或者说关于时间中运动的主题成为哲学话语的主导，时间性变得更加重要了。在社会领域，随着历史进程占据中心舞台，地理也进入到背景。当然，地理的物理特征对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但正如福柯指出的，在19世纪的许多思想中，空间似乎只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那时，时间的流动和历史的运动逐渐占据首要地位。38引自 现代哲学中的空间 34文献学的学科实践，或者说语言的历史研究，它以渐进变化的概念为出发点。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一1744）在《新科学》（New Science）中使用了一种文献学分析法，以展示“民族的世界”（il mondo della nazione）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在德国，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一1803）对语言起源的研究为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作品必须在其历史背景下被理解。他还提出每种语言都代表其使用者的“民族”这一观念，以此促进了民族主义。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文献学的兴起，以及各地方言对古老神圣的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统治，是欧洲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1991：70一71）。引自 历史的回归 38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黑格尔的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历史事件不再发生；他的意思是，影响一切的、对 “H”大写的历史的宏大叙事在现代世界已经达到它的顶峰，人类的普遍发展已经实现了它的历史（和历史主义者）的目标。随着封建等级制度被推翻，随着自由的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建立，人类自身达到了其历史条件的极限。40
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冲突中分裂的个人意识。该观点认为，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标志着历史的最新阶段。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终结”需要另一个阶段来建立共产主义或后民族、后资本主义的自由王国。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黑格尔也一样，历史不一定沿着条直线发展，但其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可知的，并有一个可认知的目的地或终点。41引自 历史的回归 38专业史学和19世纪初历史小说的出现塑造了人们对国家和人口的理解方式……到19世纪末，许多思想家认为一部真正科学的历史是完全可能的，这部历史本身就是科学，正如生物学或物理学一样。
在历史思维的各种发展中，空间并没有被遗忘。事实上，19世纪地理学和空间科学的进步仍在继续。正如康拉德的“地图凝视”一样，帝国主义的传播和发展需要地理知识和地理实践的进步，而地质学、地理学、测量学和城市规划的进步也是19世纪思想的关键要素。但福柯认为，19世纪的哲学把时间性和历史放在了首要地位，这一点在当时的大量文献中得到了印证。空间仍然被哲学视为静止的、空无一物的，仅仅是历史性和时间性事件的背景。42引自 历史的回归 38精神分析可以被看作是绘制人类思维轮廓地图的一种尝试，并且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的确经常使用空间隐喻。弗洛伊德的思想还增加了一个时间因素，因为他发现，对某个早期事件的重复往往是病人心理问题的根源。因此，一种被大脑遗忘或“压抑”的早期创伤是一个人目前神经质状态的核心，这种状态由最近一次类似的创伤性事件引发，尽管或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45
许多现代主义叙事强调个体心理视角（ego&unconscious）但Jameson认为其在空间性方面是局限的
在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隐喻中，个体的心理存在被卷入时间的流动中，正如它被象征性地体现在一种意识流的叙述中。自我之外的真实和想象的空间，尽管无疑仍然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许多现代主义作品主要关注的问题。不过这种被压制的空间是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无意识出现在许多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中的。
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只与时间有关或只对时间感兴趣。Joseph Frank有一个著名的假设：现代主义文学有一种“空间形式”（spatial form）。一部现代主义小说或许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而是将同时发生的元素放在一起（simultaneity）引自 万物崩溃 43哈桑那份有趣的科学表格对比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属性，其中包括现代主义的偏执狂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分裂症（1987：92）。这似乎是一场消遣游戏的结果。它还可能引发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观点，因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特征很容易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哈桑的表格还表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态度上的，比如现代主义的挽歌基调只是被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破或嬉戏的基调所取代，但潜在的现实基本上是相同的。不论这些种类繁多的特征如何试图将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主义区分或混为谈，一个被反复注意到的特征是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所隐含的那种新空间性”（1991：418）。
这一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美国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Perry Anderson在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1998）中论述，大约在1951年奥尔森“开始谈论‘后-现代世界’，它超越了帝国主义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时期”（1998：7）。奥尔森设想了一个巨大的诗学工程，一种将横穿整个“西方”的反荒原（Anti-Wasteland），从荷马的《奥德赛》，途经但丁和麦尔维尔（Melville），一直到现在的美国，而其中的一些艺术和哲学论述在奥尔森的《叫我以实玛利》（Call MeIshmael，1947）——一部对《白鲸》（Moby-Dick）的非凡研究一中幸存下来。49引自 后现代隐含的新空间性 47“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一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曼德尔（Ernst Mandel，1923一1995）将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一将结构性转变引入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中。因此，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1一54），而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全球化。大卫·哈维认为转折点发生在1973年左右，当时全球经济衰退迫使对旧的（现代主义的？）福特式生产模式做出改变，由此开创了“弹性生产” （flexible production）的时代，而“弹性生产”反过来又是由业已加剧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推动并产生的，即资本主义积累中的“巨变”（1990：189）。50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Postmodernism is not a style but cultural dominant 1991:4
This dominant is appropriate from Raymond Williams’ classification of dominant residual and emergent（三种文化形式间的张力）引自 后现代隐含的新空间性 47“人的状况”常常是失去方向（disorientation）的状态，我们的“在世”经验常常类似于迷失的经验。 “处于事物之间”（situated inmedias res）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已经开始揭示一些澄清这些困难的方法…引自 文学的空间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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