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下的领域结构——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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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像《周礼》、《尚书》古文经学等那样，将天下区别为九州与四海，且将四海固定化为夷狄所居住的领域，那么天下就显示出了所谓帝国型的面貌。而若是像《吕氏春秋▪慎势篇》那样,将其固定化为在同一语言圈、同一文化圈、同一交通圈以内的领域，那么天下就显示出了所谓国民国家（nation-state）型的面貌。但是，这都只不过是天下国家的一面而已。天下，尤其是秦汉统一国家以来，是王朝借由户籍、文书、郡县制而实际支配的有限领域，在王朝扩张期则有时也包摄了夷狄在内。但是包含夷狄的领域，如王充所述，是几乎已经被中国化了，即天下=四海=九州=中国了。在天下型国家对齐民（百姓）实际支配的贯彻之中，差别化与同一化被不断反复，同时在观念上也表现出了方三千里、方五千里和方万里的不同面貌。
        如果将天下理解为无限延展的世界，那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古代中国的人们并不如此认为。天下是对一定的有限领域施行实体统治的国家，是在基于郡县制对百姓（齐民）的实际支配的贯彻之中，拥有所谓帝国型面貌与国民国家（nation-state）型面貌两张脸孔且相互转化的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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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型国家，以存在成为天子德治对象的夷狄（四海）为其成立条件。这种将四海积极纳入领域的观念就是《周礼》的天下观念。《周礼》之天下，虽然不过只是代表了天下观念之一面，但是其与今文经学系统的天下观念一起，共同促进了传统中国古典国家观的完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周礼》以清晰姿态出现的西汉末期，作为中国古典国家观念的成立期，就具有重要意义。当把超越天下的世界观的形成也纳入视野中时，这愈发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