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

【第六章 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关于南京大屠杀，世人并非完全被蒙在鼓里；随着事态的发展，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不断传播给世界各地的民众。早在南京陷落前的几个月，众多派驻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就报道了日军对南京的空袭。1937年12月初，随着日军不断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记者们每天都提供最新、最真实的报道，包括战况、兵燹、中国守军最后阶段的撤退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建立等。令人吃惊的是，在南京大屠杀的初始阶段，日本的报纸也刊登了大量照片，展现了日军将中国人围捕并处决，河边成堆的尸体等待处理，以及日本士兵之间进行杀人竞赛等场景，甚至还有日本记者为此深感震惊的评论。
很显然，在国际舆论介入报道之前，日本政府对大屠杀前几天的情况深感自豪。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在东京，人们特意准备了庆祝胜利的“南京面条”，全国各地的儿童参加夜晚游行时手提球形的纸灯笼，里面点上蜡烛，象征日本旭日东升的辉煌。只是到了后来，日本将美国帕奈号炮艇击沉以及大肆屠杀南京居民的消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日本政府才匆忙粉饰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试图用战争宣传取代真实的报道。幸有几位美国记者的努力，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丑闻带来的舆论压力。
【美国记者】当时，对西方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三位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弗兰克·提尔蔓·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阿奇博尔德·司迪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这三位记者都具有冒险精神。时年29岁的德丁是一位来自休斯敦的记者，他通过为一艘货轮擦洗甲板和冲洗绞车，得以免费乘船从美国来到中国。初到上海时，他为一家英文报纸工作，不久之后转投《纽约时报》，报道中日战争的新闻。司迪尔是一位资深记者，曾报道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及亚洲战事不断蔓延的新闻。麦克丹尼尔或许是三人中最勇敢的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他曾驱车穿越乡间战线，在其“发现战争”的调查过程中险些被炮弹炸死。
德丁、司迪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大屠杀发生几天后就离开了南京，但就在这短短几天内，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不仅撰写了非常精彩的报道，刊登在美国极负盛名的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而且加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努力拯救中国民众的生命。
南京大屠杀迫使这些记者跳出中立观察者的角色，成为这场战争悲剧的全面参与者。有时，他们因保护中国民众免遭日本侵略者的迫害而成为自己新闻报道中的主角。例如，麦克丹尼尔就曾担负起保卫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南京大屠杀期间，大部分中国人都非常恐惧，以致不敢外出取水，于是麦克丹尼尔就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满一桶桶井水，然后不辞辛劳地运回大使馆给这些中国雇员喝。他还设法帮这些雇员寻找失踪的亲人（通常只能找回他们的尸体），并将试图闯入美国大使馆的日本士兵赶走。
【新闻短片制作人】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日军轰炸帕奈号的情景。当时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莫耶尔恰好也在船上，他们拍摄到了那次轰炸行动的绝佳镜头。虽然他们在轰炸中侥幸生还（在这场空中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中，艾利只是被划伤了一根手指，帽子被子弹打了个洞），但另一位记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意大利记者山德罗·桑德瑞在跟随艾利登上帕奈号的旋梯时，被一块弹片击中后脑，几小时后去世。
艾利和帕奈号上的其他幸存者一起躲入江边的芦苇丛中，他以为日军会追到岸上来将他们全都杀掉，于是将自己和莫耶尔的胶片用帆布包起来，埋入泥中。后来胶片被完好地挖出来并送到美国，其中关于本次轰炸的一部分短片镜头曾在全美各地的影院放映。
帕奈号被炸沉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程度远甚于对发生在南京的大规模屠杀和强奸的反应。12月1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称，他对轰炸帕奈号事件感到“震惊”，并要求日本昭和天皇立即赔偿。几天之后，当疲惫不堪的幸存者终于回到文明世界时，民众的反应更加激烈。这些幸存者裹着毯子或被子，或披着破衣烂衫，他们满身污秽，瑟瑟发抖，有些人依然惊魂未定，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他们的遭遇连同照片一起很快就出现在美国所有的主要报纸上，并配以“日军空袭整整一小时后的帕奈号幸存者”和“南京的烧杀抢掠”之类的标题。当艾利和莫耶尔拍摄的短片在影院放映后，进一步激起了美国民众的愤怒之情和反日情绪。
【日本人的危机控制】外国记者离开南京后，日军立刻封锁了整座城市，禁绝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菲奇亲眼目睹了封锁开始阶段的情况，那天他开车送几位记者出城到江边，以便他们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炮艇。当菲奇驱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名日本哨兵在城门前将他拦住，坚决禁止他返回城内，甚至陪同菲奇的日本驻上海大使馆馆官员冈村先生也无法说服哨兵放他们进城：“在日本，大使馆根本拿军方没有办法。”最后，冈村只好乘车到日军司令部为菲奇领取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当日本人最终允许少数外国人进入南京时，他们会严密控制外国人的行动。1938年2月，日本人允许几位美国海军军官在南京上岸，但他们必须乘坐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并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在侧。直到4月，日军最高司令部仍然不允许大部分外国人自由进出南京。为了掩盖日本军方令人作呕的暴行，日本甚至阻挠他国外交使节重返南京。但事实证明，他们最终未能成功掩盖真相，尤其是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国情报】希特勒政府很快就了解到日本人阻挠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的动机。“我之前所做的报告中的猜测已经得到证实，日本人拖延我们返回南京的时间，是为了防止任何官方人士目睹他们实施的种种暴行。”一名德国外交官在1938年1月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根据留在南京的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日本了解到外国代表重返南京的意图之后，立刻在南京进行了紧张的清理工作，从而销毁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和妇女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试图掩盖的事实。日本人曾用一套机械密码保护外务省的高层外交电文，但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处的密码专家1936年破译了这套密码，并为其取了“RED”这一代号。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情报部门得以截获并破译日本的东京领导人及其驻华盛顿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给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发去一封电报，强调了拖延美国外交人员重返南京的必要性。该电报写道：“如果他们真的返回南京，从本国侨民那里得到关于我国军队行为的负面报告，并将这些控诉传回他们国内的话，我们将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拖延他们返回南京的时间不失为最好的策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也比引发现场冲突要好得多。”
然而，当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向民众披露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甚至还为日本试图掩盖真相的新闻审查提供了帮助。例如，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拍摄了53卷关于日军飞机轰炸帕奈号的百尺胶卷，但在影片被送到电影院放映之前，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将大约30英尺的内容剪辑掉，剪掉的这段影片拍下了好几架日军轰炸机几乎贴着帕奈号甲板对其进行扫射的画面。尽管剪掉的部分可能是整部影片中最精彩的镜头，而且无疑也是对日本政府最有力的谴责，但艾利最终还是同意删剪。《帕奈号事件》(The Panay Incident)一书的作者汉密尔顿·达比·佩里认为，罗斯福此举意在接受日本的借口，即相信对帕奈号的轰炸纯属误会，而非故意为之。毫无疑问，美国政府急于就这次轰炸与日本达成经济赔偿和外交和解等方面的协定，而剪掉的30英尺影片如果播出将使这种努力成为泡影。
【日方的宣传】日本试图影响舆论的做法是其惯用伎俩。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就曾获取过标有“绝密”字样的日本宣传计划，试图在美国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宣传。日本政府还拥有一笔巨额预算资金，用于收买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美国的主流报纸和电台做有利于日本的宣传，以及制作印有亲日内容的手册和传单等。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公共关系灾难时却仍然试图掩盖真相，这在今天看来简直荒唐可笑。日本人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整肃军队纪律，反而调动一切资源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掩盖这场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大屠杀。
首先，日本媒体宣称南京城内一切安好。1937年12月30日，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听说，日本新闻机构同盟通讯社报道称，南京居民已经开始返回家中，城内一切正常。威尔逊写道：“如果这就是有关南京的全部报道的话，当真实情况得以披露后，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接下来，日本政府批准了为日本游客精心安排的南京之旅。同盟通讯社的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一艘载满日本观光客的商船从上海抵达南京。乔治·菲奇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观光：“他们被人小心翼翼地引领着，穿过少数几条刚刚清理掉尸体的街道，优雅地将糖果分给中国儿童，甚至还拍拍这些惊魂未定的孩子的头。”一些妇女陪同日本的商务代表游览了南京，而菲奇注意到，他们看起来“极度自满，同时也为日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他们当然对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实情”。
1938年1月，日本的新闻记者来拍摄南京的相关画面，以便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元旦前夜，日本大使馆召集各个难民营的中国管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要在城里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他们勒令中国人制作数以千计的日本国旗并带着上街游行，借以展示南京居民欢呼雀跃迎接日本军队的画面，并拍成影像。日本摄影师还在南京拍摄了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救治，以及从日本士兵手中接过糖果的镜头。刘易斯·史迈士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照相机在场，这种场景根本不可能出现。”
日本虚假宣传最无耻的案例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由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生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声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男女老少纷纷向皇军跪拜，以表达敬仰之情……大批群众围拢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万岁”，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日本士兵和中国儿童相处融洽，正愉快地玩着溜滑梯。南京成为举世瞩目的首善之地，到处洋溢着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气息。
散发传单是日本人实施虚假宣传的另一种方式。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飞机向南京民众空投了不计其数的传单。例如，上面写着：“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这些传单上还印有彩色图画：一名英俊的日本士兵怀抱着一个中国儿童（一位观察家评论说“犹如基督一般”），孩子的母亲跪拜在他脚下，感谢他送来的几袋大米。根据乔治·菲奇的说法，日本人撒下这些传单的当天，确实有数千名中国人离开难民营，返回已成废墟的家中。
【安全区负责人的反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地对日本密集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在大屠杀开始的最初几天里，安全区负责人借助弗兰克·提尔蔓·德丁、阿奇博尔德·司迪尔和C·耶茨·麦克丹尼尔等美国记者的帮助。但当这些记者们离开南京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就只能自食其力了。此后日本政府开始禁止其他记者进入南京，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斯·科佩宁就曾被挡在南京城外。当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再受世界媒体监督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的能力。安全区负责人的一大共同特质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各位传教士都曾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成年后将其大部分岁月都奉献给了布道、撰写文章和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国际委员会的许多教授还曾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善于同媒体合作。早在南京陷落之前，他们就通过南京的电台广播发表演讲，或在通俗报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最后，传教士们还拥有另一个日本人始料未及的优势：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索“地狱”的真正含义。于是在南京发现了真正的地狱之后，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为世界民众描述这一地狱。他们的文章笔锋犀利、证据充分，令人信服地再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恐怖景象。
* 约翰·马吉是小约翰·马吉的父亲，后者曾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并写了著名的二战诗歌《高飞》（“啊！我挣脱了大地的锁链/插上了银色的翅膀，在天空中翩翩起舞……”）
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持续了10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我们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日军抢走赤贫者的最后一点儿财产——他们的最后一枚硬币、最后一床被褥（时值隆冬）以及黄包车夫的车子，却无能为力；数千名曾与你一起寻找避难所的解除武装的士兵，连同数百名无辜平民一起，从你眼前被带走，他们或遭枪杀，或者成为日本士兵练习刺刀的活靶，而你却只能听到他们被射杀的枪声；上千名妇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喊，请求你解救她们免遭日本禽兽的追捕和蹂躏；眼睁睁看着本国国旗屡遭撕扯和侮辱，自己家园横遭洗劫，自己深爱的城市和打算为之奉献终身的机构遭到有计划的蓄意焚毁——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象过的人间地狱。（乔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以何结束。我之前从未听闻如此野蛮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会发生1000起强奸案，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屡屡发生。受害者只要稍有反抗或不从，就会被刺刀捅死或遭枪杀。我们每天都可以记录数百起类似的案件。人们已经变得歇斯底里，每当有外国人出现，他们就跪下来磕头，乞求帮助。那些被怀疑为士兵的人连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城外，遭集体枪杀，每次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即使难民营里那些最贫穷的难民也屡遭抢劫，直到他们最后一分钱，甚至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床被褥都被夺走……每天的任何时间，不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妇女被日本士兵带走。（詹姆斯·麦卡伦，1937年12月19日）
关于这些恐怖案件，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有数十万件。实在太多了，最后使人变得麻木，几乎不会再为此感到震惊。简直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居然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似乎只有“开膛手”杰克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干出这种事。（约翰·马吉，1938年1月28日）
对日军暴行的生动描述不仅出现在安全区负责人的日记中，还出现在他们的信件和报告里。这些信件和报告经多次复制和打印，以便亲朋好友、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都能收到。在寄送描述大屠杀的文件时，安全区负责人通常会恳请收件人，如果出版的话不要透露作者姓名，以免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遭到报复或被驱逐出南京。马吉牧师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请务必谨慎处理这封信，一旦将它发表，我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南京，这对南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他解释说，日本人对外国人离开南京“求之不得”，但之后就不再允许他们回来。
最后，安全区负责人的坚持、勤奋和谨慎终于获得了回报。乔治·菲奇的日记最先被带出南京，并在上海引起“轰动”。他和其他人的故事（通常被隐去主要人物的姓名）很快就刊登在《时代周刊》、《读者文摘》和《远东》等主流杂志上，激起了广大美国读者的愤慨。他们的许多故事还被一些著作收录，比如《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徐淑希于1939年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
为了让读者有心理准备，安全区负责人有时会在文件的序言中加以提醒。菲奇在其日记出版之前写道：“我要讲述的绝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事实上，它会令人非常不快，因此我建议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读，因为这则故事中包含的罪恶和恐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讲的是一伙灭绝人性、穷凶极恶的野蛮罪犯对一群和平、友好、守法的人民进行劫掠和屠杀的故事……我相信这种恶行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所幸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不仅有文字记录，还有相关的影像资料，因此他们几乎无法抵赖。约翰·马吉当时有一台业余摄影机，他拍下了金陵大学几位卧床不起的受害者。他们的惨状令人过目难忘：几位被烧得面目焦黑、身体遭到严重损毁的男子，日军原本打算将他们活活烧死；一位搪瓷店职员的头部被日军用军刀严重砍伤，入院6天后，他脑部的脉搏跳动依然清晰可见；还有一位遭日军轮奸的受害者，她的脑袋几乎被日本士兵砍掉。
尽管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乔治·菲奇最终仍将影片胶卷偷偷运出中国。1938年1月19日，菲奇获准离开南京后，乘日本军用火车前往上海。在火车上，他和“一群臭名昭著的日本士兵”挤在同一节三等车厢。有关南京暴行的8卷16mm电影负片被缝在他的驼毛大衣内衬里。他后来告诉家人，当时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日军从他身上搜出这些胶卷的话，一定会立即将他杀死。但幸运的是，菲奇成功将这些胶卷带到了上海，并到柯达冲印店拷贝了4份。南京的纳粹党领导人拉贝离开南京返回德国时带走一份，其他几份最终被带到了美国，菲奇和其他传教士在向宗教和政治团体发表演说之前经常放映它。这些影片的部分镜头后来在《生活》杂志上刊登过，影片的某些片段后来还曾出现在弗兰克·卡普拉的新闻纪录短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的战争》中。几十年后，该影片的许多镜头又重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发行的两部历史纪录片中——《马吉的证言》和《以天皇的名义》。
【第七章 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南京大屠杀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最恶劣的暴行主要集中在最初的6～8周。到1938年春天，南京人民知道大屠杀结束了，尽管南京仍将处在日军占领之下，但日军不会将他们全都杀掉。随着南京陷入日本统治者之手，日军开始采取措施降服全体南京人民。
日军还用乙炔枪、手枪和手榴弹等工具打开银行的保险库，其中包括德国官员和居民存在银行的个人保险箱。日本士兵还获准将获取的部分赃物寄回日本，但大部分物品都被没收充公，集中起来供官方享用。仓库中很快就堆满了各种珍稀的玉器、瓷器、地毯、字画和金银财宝，仅在一间仓库就堆放了200多架钢琴。1937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这些偷来的赃物（珠宝、工艺品、家具、金属制品和古玩等）聚集到码头，准备运回日本。
这些日本劫掠者通常搜寻价值不菲的物品。他们垂涎外国人的汽车，这使得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城内的所有汽车只要没有外国人坐在里面，日军就会把把它们全部开走（甚至用于运送尸体的卡车也被偷走了）。日本士兵也会潜入金陵大学医院偷一些小物件——护士的钢笔、手电筒和腕表等，他们甚至一再闯入安全区，从无家可归的难民那里偷走被褥、厨具和食物等。一份德国人的报告提到，12月15日，日军曾强迫安全区的5000名难民排成队，以便从他们身上搜刮财物，最后一共抢走了180元钱。菲奇写道：“日本士兵甚至连难民手中的一把脏米也不放过，难民们若有任何怨言，必会被杀。”
* Hsu Shuhsi,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p.99．截至1月底，南京的有些建筑已经开始供电，地势低的水龙头开始有了自来水；Minnie Vautrin,diary 1937-40,December 29,1937;“Work of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March 5,1938,”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p.1；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南京指南》，南京新报社1938年版，第49页(Information here comes from Mark Eykholt's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有关日本士兵屠杀发电厂工人的信息，参见Minnie Vautrin,diary 1937-40,December 22,1937,p.125;and George Fitch diary,copy enclosed in file from Assistant Naval Attaché E.G.Hagen to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National Archives.菲奇报道说：“如此英勇的维护发电厂运行的雇员被拉出去枪毙了，理由是发电厂是政府机构（其实不是）。日本官员天天到我的办公室，试图找到这些人以启动涡轮机进行发电。我告诉这些官员说你们自己的军队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杀害了，这多少是一种安慰。”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市政府——南京自治委员会，城里有些西方人也称之为“自治政府”。自治委员会由中国傀儡官员组成，他们控制着南京的市政管理、社会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事务。到了春天，南京表面上又像正常城市一样恢复了日常运转。自来水、电力照明和日常邮政服务得以恢复。日本人的城市公交服务开始运营，人力车重现街头，人们也能够从南京乘坐火车去上海了。南京很快成为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小火车、马匹、野战炮、卡车和其他物资被从南京运到附近的浦口。
然而，被日军占领的残酷迹象也无处不在。中国商人承受着沉重的税款和租金勒索，用以支付新政权官员的薪水。日本人还开办面向中国民众的军队商店，用毫无价值的军用货币榨干城内中国人的黄金和钱财。即使物主仍在南京，中国傀儡政府还是将城内尚存的贵重物品和公司库存没收充公，进一步加剧了市民的贫困。以致一些中国下层官员彼此间自我嘲讽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授权的抢劫。”
远比重税盘剥和没收财产更令人担忧的是，鸦片重新在南京泛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鸦片属于地下毒品，南京的权贵和商人在隐秘场合偷偷吸食。但那时没有人厚颜无耻地在大街上公开出售鸦片，也不会张狂地在年轻人面前炫耀。南京陷落之后，人们可以自由出入鸦片馆而不受警察干预。鸦片馆明目张胆地用写有“官土”（鸦片的代名词）字样的中文招牌为鸦片做广告。
为鼓励人们吸食毒品，从而进一步奴役南京人民，日本人通常用毒品支付劳务报酬或嫖资，他们甚至向年仅10岁的儿童提供海洛因香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南京地区约有5万人吸食毒品——占当时南京人口的1/5。许多遭受压迫的南京市民深受毒品之害，他们借毒品逃避现实生活的苦难，哪怕只是暂时的逃避。有些人甚至试图通过吞食大量鸦片的方式自杀。还有人为满足毒瘾而走上犯罪道路，一时之间南京城内盗匪肆虐。日本人在南京为盗窃行为提供了温床，反过来又利用城内犯罪猖獗证明其占领的合法性，借以鼓吹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
日本人甚至用南京人做医学实验。1939年4月，他们在南京开设了一个将人类当作豚鼠进行实验的机构，他们称被实验的人为“圆木”。在离长江只有几步之遥的中山路上，日本人将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改建为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并将其命名为“荣字第1644部队”。这个实验室的位置非常安全，临近一个军用机场和一个艺妓区，周围还有几家电影院和众多显赫的日本人活动中心，如日本领事馆、宪兵司令部以及中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等。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戒备森严，极为隐秘。实验室被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砖墙顶部是带刺的铁丝网；周围有警卫巡逻；工作人员奉命在写回日本的信中不得提及“荣字第1644部队”。在实验室内，日本科学家给中国囚犯注射或喂食各种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这些物质包括各种剂量的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蛇毒，如眼镜蛇、响尾蛇和竹叶青蛇的毒液。日本科学家每周以这种方式杀掉1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人，并在“荣字第1644部队”的焚化炉中将他们的尸体处理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荣字第1644部队”的成员销毁了他们的实验设备和数据，炸掉了实验室，在中国军队抵达南京之前逃之夭夭。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秘密实验室的情况，只是因为该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在战后向美国审问人员交代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些侥幸逃脱日本人的肉体迫害、医学实验和毒品诱惑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的军事压迫下，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日本当局设计出一套控制大规模人口的方法，以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将全体人民组织起来。每十户人家为一甲，并任命一名甲长；每十甲为一保，任命一名保长。以此类推。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南京人都必须持有一张登记卡，上面有甲长、保长和镇长等人的签名，以此证明他对新政权的忠诚。另外，如果家中有陌生人或者未登记的人，每个人都有义务立即向甲长报告，甲长再向其直属上司报告，层层上传，最后传达给市政府的区级官员。该制度并非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保甲制度的翻版，日本人重新采用这一制度无疑是为了增加他们统治南京本地居民的合法性。
尽管在日本统治下，南京城内的鸦片和海洛因交易非常猖獗，但南京居民相对来说疾病较少。占领南京后，日本当局制定了严格的政策，要求因病而死的尸体都要火化。他们强制推行接种天花和霍乱疫苗的计划，要求南京居民每年接种好几次。中国的卫生官员们守候在街道和火车站，随时为行人或来南京的访客接种疫苗。这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许多人担心这些注射器会让他们死于非命。西方传教士的孩子们还记得，外地人到达南京火车站之后必须受命站到消毒盘中消毒——许多人觉得这种要求是一种巨大的侮辱。（西方人初到南京城时，经常被喷洒来苏水消毒。）* 作者对安吉·米尔斯进行的电话采访。
* 同上。尽管日本对其他城市发动致命的生物战争，但很显然，他们却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像南京这样的占领区出现流行病，这或许是由于日本侨民住在这个地方的原因。
几年之内，南京便从废墟中走了出来。1938年春天，人们开始冒险返回到南京：有些人回来查看受损情况，有些人把钱花光后回来找工作，还有些人查看形势是否足够安全，以便举家迁回南京。重建工作开始后，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很快，很多男子被吸引回来，不久之后，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随着迁徙浪潮回到南京。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南京的人口增长了1倍，从1938年3月的25万～30万人口激增到1939年12月的57.6万人以上。虽然这一数字并未达到1936年人口总数100万的水平，但是截至1942年，南京人口已增长到70万左右，并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稳定。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夏天画上句号。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一颗未经测试的原子弹，第一天就导致这座城市24.5万人中的10万人丧命。日本依旧负隅顽抗，于是美国又于8月9日在日本城市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此后不到一周，即8月14日，日本最终决定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