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与处境——学而优难仕
第一章探究的是宋应星的私人生活、社会关系及其后果、家世、所受教育、政治事以及对他的作为产生影响的历史大环境。 引自 导论 当时读书人和匠人在知识生产和消费上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匠人所拥有的大多是“体化知识”或者“意会知识”,他们借助做事经验获得知识,这类知识无须语言传达和文字记录;而读书人凭借对经典的研究和解读,在通过科举后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作者多次强调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打破了这两种知识之间泾渭分明的状态,而他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关注这类体化知识并将其书面化,其动机也被作者重点关注。
与宋应星的童年和教育背景有关的材料主要是宋氏族谱,但这类“南方型”族谱在个人传记部分展现的更多是家庭情况和撰修者的意图。族谱中的记载与其他明末清初以耕读传家的中等地主类似,他们往往“将一切与学术无关的情况都屏蔽掉”,“强烈否认自己家族介入了商业活动”,宋氏族谱中也不涉及手工业。
宋应星的传记反映出的也是传统读书人的形象,不过作者深挖宋应星家谱中讲述其就学的顺序是“关闽濂洛”而非一般按照理学发展的“濂洛关闽”,以此判断宋应星在宇宙论上特别倾心张载的气学,这也符合明末思想界的倾向。
宋应星在28岁考中举人后屡试不中,至四十岁宋应星任分宜县学教谕,最终放弃科举。这一时期他前往白鹿洞书院求学,赶考时期的社会面临满清威胁、李自成起义、东林党遭打压等危机,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抗西方人的运动”南京教案。
宋应星的创作集中在1636-1638两年间,起因是武举人陈启新越级上奏《论天下三大病根》获超擢正四品文官吏部给事中引发文官群体轩然大波。陈启新拒绝了“任何履行考试程序以便获得任职资格”的建议,坚持作为武官得到任命,这撼动了明代尊文卑武的职官体系:
朝廷在危急时刻对职业军人予以重用,这会引起政体以内文职官员的疑虑,这是自汉代以来已经形成的文化性惯例。当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主要由文官构成之时,这种反弹就尤为强烈。 引自 驱动力——一介武夫的越位升职 尤为重要的是,陈启新提出的革除时弊的意见并非无稽之谈,宋应星同样认识到的八股取士的腐朽,二人在某些层面目标一致,但陈启新的意见无法得到实施,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宋应星修齐治平的身份认同使得“他认为自身、自己的活动和思想都与朝廷的决策、大明王朝的命运深深地关联在一起”。
作者强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家庭跟技术工艺有任何关联,或者他对工艺知识有超常的热情兴趣,因此宋应星在工艺方面没有实践经验,因此“他的知识产出呈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因此他的创作应当有特殊的目的,不能简单视作总结手工业经验。
宋应星的系列著作在版本上具有一致性,他是“将自己讨论技术知识的著作放置在一个论题组合中,以此来告诉他的同时代人: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以及在哪里能找到真理。”《天工开物》中的顺序安排可以看出他对不同工艺知识的价值认知:贵五谷而贱金玉,由本及末。
结合已经刻板但又被删掉的“观象”和“乐律”两部分的内容,更能看出宋应星将技术工艺知识作为对世界整体有序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的认识。此外,“笔记”这一文体也是影响《天工开物》内容表达的一部分,这类文体较为自由,因此有助于读书人“将自己的新鲜观察纳入到传统知识框架中,由此形成新的知识获取方式和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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