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

笛卡尔的表象论
过去的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解释清楚视觉成像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关于视像的观点受到了某种假定条件的限制，即认为视像与其所表现的对象必须相像”。与此相对，笛卡尔坚持认为再现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他认为“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件雕刻作品为了以最完美的形象来更好地表现对象，就不应该只求表面上的相似”（Descartes 1988：63）。只有仰仗判断我们才能识别形象到底意在表现什么。笛卡尔虽然改变了对视觉的物理原理的认识，但他仍然没能摆脱开普勒的灵魂论模式，灵魂还是被认为是感官知觉的解释法官。区别只是在于他对感官信息抱有深刻的怀疑，以至沉思道“我或许根本就没有用来看的眼晴”（Crary 1990：43）。在笛卡尔的视觉理论体系里，表象取代了类象。
现在有些批评家极端地认为笛卡尔主义是“视觉的旧制度”（ancienscopic regime），也就是说它是从l7世纪中期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为止欧洲现代早期的支配性的视觉理论。考虑到笛卡尔的著作与前人迥然不同，而且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又广有影响，这种看法不无诱惑。由此就有可能概括出这么一个结论：“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任何一个给定的阶段，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决定性的‘看的方式’”（Jenks1995：14）。与此相反，我则要论证视觉文化从来都是处于争论之中，从来没有哪一种看的方式是被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所有人一致接受的。就如同权力总是引发抵抗，笛卡尔式的看的方式也引出了与之不同的看法。
    笛卡尔主义被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接受，他们通常游离于皇家保护伞之外。而画家和其他一些视觉艺术工作者却并没有立即被笛卡尔的理论所说服。
反对的学院派 部分出于政见不同，部分出于光学理念不同
严格采用透视法可能会致使国王的形象显得比某个臣民小，这在政治上是不能容忍的。画院对于如何“看”国王的想法在镜厅中获得了最体好的体现。Charles Le Brun为路易十四建造的长廊由精致的绘画和镶嵌着的镜子装饰而成，朝臣们可以看到自己和其他人在向国王致敬，并确保自己举止得当，符合礼仪……即使抛开对尊贵的国王的身体的描绘不谈，画院也认为人体的曲线和肤表非常精妙，是无法用几何透视法来表现的。如果硬要采用几何透视法，结果就可能会是一个丑陋的、比例失调的人体，这样的人体会破坏人们的想象……沿着柏拉图的思想传统，法国的君主制相信表象会制造身体性的骚动不安，从而导向政治上的违逆不从。
    画院因而发展出了一种妥协的方法。建筑和背景空间以透视的方式描绘，表现一种纵深感。这便创造了一种画布上的透视景象以增强宫苑的恢宏庄严，这种手法也被认为是一种透视法。而在另一方面，人物却按照古典的比例尺度来描画。这样，画中的主要人物就会规定好物理的尺度，而其他所有东西都依此得到衡量，而且也不会有其他人物会在大小上超过他（在性别上有刻意的安排），或是比他更突出。
根据福柯的研究，这种根本性转变的权威例证就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1791年设计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览无余之地）
组织透视的没影点如今成了一个社会控制点。……正像福柯指出的，在圆形监狱里，“视线就是一种套索”（Foucault 1977：200）。圆形监狱寻求通过一套看视的方法来控制囚犯，进行规训：“为了使这种权力得以运作，它必须给予永久的、毫无疏漏、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它能使一切在眼前展露无遗，而自身却隐匿不见。它必须是一种不露面的凝视，把整个社会实体转化为一个视觉场域”（Foucault197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