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的和政治的

人们纯粹从工具的意义上利用它，既不受任何约束，也无须承担任何对相互性的义务。
对战争的规限（Hegung）和明确限定包含着将敌对性相对化。在人道意义上，任何这种相对化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实现这种相对化并非易事，因为，不将其敌人视为罪犯，对于人类来说相当困难。
问题：将战争工具化，两不担责
核心手段：相互性之责任！相互性之责任！
重要手段：相对性的敌意！相对性！
因此，这里必须提到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名字：布鲁纳。在其划时代的著作《领土与统治》中，
布鲁纳的这本小书还招来了批评性的指责：论文把敌人而不是朋友当作真正的肯定性概念的标志。
“终点”的标签把本文驱逐到帝国主义时代，本文作者也被归入韦伯的追随者行列。
第三章中那条关于“社会理想”的注释说得再清楚不过：它涉及的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典型产物。对所谓敌人概念的首要性的指责虽广为流布，却陈腐不堪。
这些指责不懂得，任何法律概念的运动都是以辩证的必然性从否定中浮现出来的。无论在法律理论还是法律生活中，否定所涉及的根本不同于被否定者的“首要性”。只有当一项权利（ein Recht）遭到了否定，作为法律行动的程序才是可思议的。
惩罚和刑法针对的不是一个行为（Tat），而是行为开始时的罪行（Untat）。
否定不在于否定之首要性！不在否定之首要性！辩证！在于背后的一项权利有没有真正被损害！
“行为的罪行！！！”
这难道有可能意味着对罪行的某种“肯定性”理解，意味着“犯罪”的“首要性”吗？
精神分析的！！！！追溯原因，妈妈的行为是有原因的，但是，客观上她伤害了孩子的权利！！她有客观之罪不能抹除！
劳动分工把我们的人文教育和研究事业分裂为碎片，我们的共同语言也混乱不堪，尤其在朋友和敌人这样的概念中，分裂为碎片（itio in partes）在所难免。
思想也是！！！尊嘟才华横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