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之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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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之遭遇
各位不难想及：过去几百年政府专注于维持小自耕农的体系，施政的要点又重在管教而不在发展带服务性的事业，甚至视提高生活程度为畏途（因为它带来一种繁复的社会现象，不容易为一元化的官僚集团操纵）。那么，其结果只有制造一个庞大的人口，追逐于有限度的资源，仍然缺乏可变性。毛泽东概括中国为“一穷二白”，也无非对几百年来缺乏突破的一种指责：唯其以庞大的人口追求有限的资源则“穷”，缺乏可变性，不能容受多面目和多色彩的社会现象则为“白”。
在这种情形下，治外法权应时而生。当我年轻时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治外法权非常痛恨。当日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社会条件不具备对外贸易的法治体系，而在炮舰政策之下，闭关自守已不复可能，将外方的法律在隔断的地区施行，成为了唯一出路。以后我有机会读及英国史，才知道当英国尚在保持农业体制的时候，意大利人前往伦敦经商，他们也保持着治外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