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正因为国家在集体化时代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干预既深，所以非集体化之后，国家作用的急剧减少则对农民的私人生活也有着同样重要但恐怕是更为负面的影响。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中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

因为国家不允许公共生活领域中有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独立的社会自组织存在。相反，在集体化与户口制度下，农民对国家形成了 Andrew Walder所说的“组织依附性”（参见Walder， 1986； Oi， 1989）。在这种社会模式下，村民的日常生活都必须依赖集体和村干部。集体化时代的所有公共活动都是有组织的。社会交往永远都要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发展，其中特别强调的正是个人对国家控制下的集体的服从

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人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关于这种道德观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参见Gold在1993年的研究）。于是，人们为满足个人权利和欲望的要求日益增加，以至于威胁到在激进社会主义之后残存的传统文化，比如人情文化（参见第一章有关关系与人情的讨论）。

80年代以来，人口与信息的流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受到了电视等大众媒体传递出来的现代生活形象的影响，有许多人还在城市里工作过。想象世界的丰富提高了他们对生活的期待，但同时也使他们产生无力、无助和失望的失落感，因为香港人或者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是那么可望不可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要竭尽全力地向父母索取钱财，因为那似乎是他们实现家庭生活现代化梦想的唯一可能性。

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够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正如第一章所讨论到的那样，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对农民予取予求，因为他们必须从农民那里索取以供养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以及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综上所述，本书所描述的个性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是集体化时代国家对本土道德世界予以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非集体化之后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两个时期，国家都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在发起或者推动家庭的变迁中起了关键作用，并最终导致了私人生活的转型。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最终，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

考虑到国家对公众生活领域中社会自组织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断裂看来还要继续下去，而个人也就无法在社会义务与私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