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Is Your Free Will Chaotic？

你的自由意志是混沌的吗？
混沌的时代
1960年代早期由混沌理论、奇怪吸引子和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造成的颠覆迅速被全世界所感知，从根本上改变了从最傲慢的哲学沉思到日常生活事务的一切。
实际上，根本没那么回事。洛伦茨1963年的革命性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被待之以沉默。他过了很多年才开始招揽助手，这群人大多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物理学研究生，花了不少时间吸毒和研究水龙头滴水过程中的混沌效应等问题。主流的理论研究者们大多忽略了它的潜在影响。
这种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混沌理论”是一个可怕的名字，因为它实际上是虚无主义混沌的反面，反而和隐藏在混沌表象之下的结构模式有关。导致混沌主义起步缓慢的更加根本的原因是，假如你有一套还原论的思维模式，研究大量变量之间不可解、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就成了一种彻底的痛苦。因此，多数研究者都试图通过限制考察的变量的数量来研究复杂事物，以便让事物保持温驯和可驾驭的状态。这保证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即世界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拥有线性的、累加性的可预测性，而非线性的混沌效应是一个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被忽略的古怪异常。直到人们明白混沌效应潜伏在最有趣的复杂事物背后，它再也无法被忽略为止。一个细胞、一颗大脑、一个人、一个社会，都更像一朵云一样混沌，而不是像一块表那样可还原。
到了80年代，混论理论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的学术课题（正是在这一时期，叛逆吸毒的先驱一代物理学家们开始成为牛津大学教授或创办一家用混沌理论来劫掠股市的公司）。突然间，出现了专业期刊、会议、科系和跨学科研究院。论述混沌理论对教育、企业管理、经济、股市、艺术与建筑（伴随着我们之所以觉得自然比现代主义办公大楼更美丽是因为前者拥有正确含量的混沌的有趣想法）、文学批评、电视文化研究（得出了电视剧就像混沌系统一样“同时既复杂又简单“的结论）、神经学与心脏病学（有趣的是，在这两个领域中，太少的混沌似乎是件坏事）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和图书问世。甚至有学术文章讨论混沌理论与神学的联系（其中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妙的标题《天堂与地狱之结合当中的混沌》，作者在文中写到，”试图将现代文化与神学思考相结合的人决不能忽视混沌理论“）。
与此同时，对混沌理论的兴趣，无论准确与否，也突然进入了大众的意识——有谁能预测到这一点呢？到处都是分形学挂历。小说、诗集、电影、电视剧、乐队、专辑和单曲都在它们的标题中使用了“奇怪吸引子“或”蝴蝶效应“。根据一个《辛普森一家》粉丝网站的说法，丽萨在一集动画片里当棒球教练时读了一本名叫《棒球分析中的混沌理论》的书。而作为我的最爱，在爱情小说《天堂的书呆子》系列的其中一部《混沌理论》中，我们的主人公看上了英俊的工程师威尔·达令。尽管他衬衫没扣纽扣，有六块腹肌，还有一副漫不经心的迷人眼神，但大家知道威尔肯定是个书呆子，因为他戴眼镜。
对混沌理论日益增长的兴趣产生了无数蝴蝶振翅的声音。有鉴于此，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思想家开始宣称人类行为如云一般的不可预测性和混沌性中蕴含着自由意志。已经提到过的说明混沌效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材料，或许能够帮助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混沌效应证明了自由意志“的轻浮结论至少有两种形式。
错误结论#1：自由做出选择的云
对于自由意志的信徒，问题的关键就是缺乏可预测性——在我们生活中无数的关键时刻，包括那些影响深远的时刻，我们在X与非X之间做出了选择。就连知识渊博的观察者也不可能对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做出预测。
按照这种思路，物理学家Gert Eilenberger写道：“现实是不可能用数学结构完全彻底描绘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数学能力原则上受限于他们的生理基础……因为【混沌效应】，拉普拉斯的决定论不可能是绝对的，有关偶然和自由的可能性的问题再度开放！“句末的感叹号是Eilenberger写的；一个物理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放感叹号意味着他打算做生意。
生物物理学家Kelly Clancy就大脑中的混沌效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混沌的轨迹会在吸引下朝着【奇怪吸引子】移动。因为混沌可以被控制，所以它在可靠性和探索性之间达成了良好的平衡。然而，由于它不可预测，因此它是自由意志的动力基质的有力候选者。”
Doyne Farmer也以一种令我感到失望的方式参与了讨论，考虑到他是研究水龙头滴水的混沌理论传道者之一，应该对混沌理论有更清楚的了解。“在哲学的层面上，我想到【混沌理论】是一种定义自由意志的可行方法，允许你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协调。系统是决定论式的，但你没法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作为最后一个例子，哲学家David Steenburg公然将所谓的混沌之自由意志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混沌理论让事实与价值以新的方式对彼此开放，为它们的重组提供了机会。”为了强调这种联系，Steenburg的论文没有发表在科学或哲学期刊上。它发表在《哈佛神学评论》上。
所以，一些思想家在混沌主义的结构中找到了自由意志。相容论者与不相容者争论在一个决定论式的世界中是否可能存在自由意志，但现在你可以跳过整场争吵，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混沌主义显示世界不是决定论式的。正如Steenburg总结道，“但由于我们如今知晓，初始状态中最轻微、小到无法测量的差异能导致截然不同的最终状态（也就是决策），因此物理学无法从实证角度证明自由意志的不可能性。”根据这种看法，混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尽管它不能帮助你证明自由意志存在，但它能让你证明你无法证明自由意志不存在。
但这一切都包含了一个关键错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即使混沌效应无法预测，它也依然是确定的。两者的区别可以用多种方式解释。其中之一是，确定性使你能够解释某事为何发生，而可预测性则使你能够说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另一种是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关乎正在发生什么，是确定性的问题，而后者则关乎什么是可知的，是可预测性的问题。另一种是“被确定”和“可确定”之间的区别（这催生了哲学家Harald Atmanspacher的一篇严肃论文的严肃标题：《决定论是本体论的，可确定性是认识论的》）。
专家们为了理解“混沌主义=自由意志”的粉丝们为何没能做出这类区分而扯断了头发。“人们长期混淆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物理学家Sergio Caprara 和Angelo Vulpiani写道。沃里克大学的第一位寂寂无名的哲学家G. M. K. Hunt写道：“在一个不可能做出完全精确的测量的世界里，古典的物理决定论并不包含认识论上的决定论。”哲学家Mark Stone也得出了相同的思想：“混沌系统尽管是确定的，但却不可预测[它们在认识论上不是确定的]……宣称混沌系统不可预测并不等于说科学无法解释它们。” 哲学家Vadim Batitsky和 Zoltan Domotor在他们标题绝妙的论文《当好理论做出坏预测》中称混沌系统是“确定而不可预测的”。
这儿有一种方法能用来思考这极其重要的一点。我回顾了上一章138页上的那个奇妙图形，估计它大约有250行长，400列宽。这表示整个图形由大约10万个格子组成，每一个格子不是空白就是填了色。拿一大张格子纸，把图形中第一行的起始状态抄下来，然后花一年时间不眠不休地把规则22应用在接下来的每一行上，用你的2号铅笔给10万个格子填色。你和得到和原来的图形一模一样的图案。深吸一口气，再画一次，结果还是一样。让一只有超凡重复能力的受训海豚来填一次格子，结果也还是一样。113行之所以如它所是，并非因为在画112行的时候你或海豚因为驱动着你们的灵魂或你们对格蕾塔·通贝里会怎么做的看法而恰好选择给格子留白或填色。那个图案是是由组成规则22的8条指示所构成的完全确定的系统的产物。在这10万个格子中不会有任何一个格子出现不同的结果（除非发生随机失误；如我们将在第10章了解的那样，用随机出现的小问题来建造自由意志的大厦相当地不靠谱）。正如对一个无前因的神经元的搜寻将一无所获，对无前因的格子的搜寻也是如此。
让我们在人类行为的背景下描述这一点。现在是1922年，你面前摆着100个注定过上平凡生活的年轻人。你被告知，大约40年后，在这100人中会有一个人偏离正常生活，变成冲动和社交不当的罪犯。这里是每个人的血液样本，检查一下它们。没有办法预测哪个人变成罪犯的可能性高于随机水平。
现在是2022年。同样有一群人，其中有一人注定在40年后偏离正轨。你又拿到了他们的血液样本。这一次，在这个世纪，你用这些血样来测定每个人的基因组。你发现有个人的基因里有一个被称为MAPT的变异，它为大脑中一种叫做tau蛋白的东西编码。于是你便能准确地预测将来脱离正轨的会是这个人，因为到了60岁的时候，他将显示出行为变异型额颞叶痴呆的症状。
回过头来看1922年的那群人。那人已经开始入店行窃、威胁陌生人、在公共场所小便。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选择这么做。
2022年的那群人，同样不可接受的行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一个基因中的决定性变异。
根据刚才引用的思想家们的逻辑，1922年的那个人的行为产生于自由意志。不是“产生于我们会错误地归因于自由意志的行为”。是自由意志。而在2022年，则不是自由意志。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意志”就是我们尚未在预测水平上予以理解的生物学，而当我们确实理解它时，它就不再是自由意志。它从字面意义上不再是自由意志。如果自由意志的一个例子仅在我们的无知减少以前存在，那就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直觉无疑就是如此运作的，但自由意志本身则不行。
我们做了一件事，发起了一项行为，于是我们感觉自己做出了选择，自己体内有一个独立于所有神经元的“我”，自己体内栖居着主体能动性与意志。我们的直觉高呼这一点，因为我们不了解也无法想象导致该行为发生的自身生理历史的隐秘力量。在你依然不得不等待科学变得有能力精确预测该行为时，克服这些直觉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将混沌效应与自由意志画上等号的诱惑正显示了，当科学永远无法精确预测一个确定性系统的结果时，克服这些直觉要难得多。
错误结论2：无因之火
混沌主义大部分的魅力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可以在开始的时候给一个系统规定一些确定性的规则，而后产生出华丽而高度不可预测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由这种不确定性演变出自由意志信念是多么地错误。现在该解决另一个问题了。
回顾141页顶部的那个图形，它用规则22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初始状态可以演变出完全相同的图形，因而不可能知道这两种初始状态中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起始状态。
这就是趋同现象。进化生物学中常用到这个词。在此例中，你并非不能得知进化成某个物种的可能是哪两种祖先（例如，“大象的祖先有三条腿还是五条腿？谁能知道呢？”）。它更多地是指两种非常不同的物种面对同一种选择压力而得出相同的解决方案。分析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两种不同的路径各自都能单独决定进程产生同一种结果。观察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on）中的某一行，你不止不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无法了解之前发生了什么，是哪一条可能的路径导致了当前的状态。
趋同问题在法律史有惊人的类似案例。多亏了疏忽大意，大楼A着火了。附近，疏忽导致大楼B起火，与大楼A毫无关联。两片大火向彼此蔓延并汇聚，烧毁了中间的大楼C。但谁要对这起火灾负责？不是我，每个人都会在法庭上论证——假如我的这栋楼没有起火，大楼C还是会被烧毁。这种论证奏效了，两个房主都不会被判定负有责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当时法庭在“金斯顿诉芝加哥和西北铁路“案中裁定，划分罪责、为案件承担部分责任是有可能的。
与此类似，考虑一下一组士兵，他们排成一排组成一支行刑队，奉命枪毙某人。无论一个人在扣动扳机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上帝和国家的光荣服从，总是会出现一些矛盾情绪，或许是对杀死某人产生的些许内疚，或者是担心运气会反转，有一天你也会站到行刑队面前。这带来了数个世纪的认知操纵——一名士兵会被随机分发一枚空包弹，而不是真子弹。没有人知道谁拿到了那枚空包弹，因此每一名射手都知道，自己可能拿到了空包弹，所以并不是真的杀了人。当死刑注射机被发明时，一些州规定机器要有两条独立的输液路线，每条路线都配有一只装满了毒药的注射针。两个人会分别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机器里的随机装置会将其中一支针管中的毒药注入人体，把另一支针管中的毒药丢进一只桶里。并且不对哪支针注射了毒药、哪支针的毒药被丢弃做记录。因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或许不是那个行刑者。要化解责任感，这些心理学花招很好用。
混沌效应为一种与之相关的心理学花招提供了支持。混沌效应的得知初始状态不能使你得以预测未来的特性是对经典还原论的致命打击。但无法得知过去推翻的是激进的取消式还原论：排除一件事情可以设想的所有原因，直到找到其真正原因的能力。
因此，你无法采用激进的取消式还原论，判断造成火灾的单一原因、输送毒药的是拿下按钮者中的哪一人，或者产生某个混沌图形的是什么样的先前状态。但那并不表示火灾不是由任何原因造成的、没有人开枪打中了遍身子弹的囚犯或者混沌状态是无中生有的。排除激进的取消式还原论并没有证明非决定论。
显然如此。但某些自由意志支持者巧妙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能得知X是由什么导致的，那么你就不能排除为自由意志留下余地的非决定论。一位著名的相容论者写道，还原论不可能排除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因为因果链条中含有削弱激进还原论和决定论——至少是消除自由所需的那种激进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断裂。“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走到了检查”和“的分叉毛发的阶段，但混沌的趋同没有削弱激进还原论和决定论。削弱的只有前者。而且在那位作者看来，对决定论的这种所谓的削弱与”我们界定责任的政策“息息相关。仅仅因为你无法得知支撑着你的是哪座乌龟塔，并不意味着你就漂浮在空中。
结论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下意识的还原论的瓦解，对混沌主义展示的正是混沌的对立面的说明，随机性比通常以为的要少、更多的是意料之外的结构与确定性的事实——这一切都妙极了。蝴蝶的翅膀、海螺图案的生成和威尔·达令也是如此。但要从中推论出自由意志，你就得把还原论的使之无法准确描述过去或预测未来的失败错当成非决定论的证据。面对复杂事物，我们的直觉乞求我们用错误的归因填补我们不理解乃至永远无法理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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