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晕

    “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呢？”教授耸耸肩膀笑着说道，“这未免也太牵强附会了。这种事怎么可能！”
    “教授，陷入情绪化的常识论那是邪道。常识对于最新的科学起不了任何作用。只有在十九世纪，两者才有并存的可能。”
    在我脑中始终残留的问题是，实际行为与“梦境”混淆不清。如果我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些事情过去的同时产生“做梦”的感觉，那么对于这些过去的事情，就很难产生现实的感受了。我虽然做了那样的事，但我不觉得那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对杀人这种事似乎没有特别的厌恶感，所以如果再次置身那种场合，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杀人。
在事件发生前，我的思维与普通人一样。但当我与骑着脚踏车的被害者一起跌倒的那一刻，我想，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不是梦境吗？这样的自问确实很可笑，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反复自问，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第二件罪案中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当我把刀子插入被害者的身体时，我恍惚觉得自己在做梦。不过也有一次，我很快就恢复了清醒。那就是在小松川的天台，当我听到有人上来的脚步声时，我凝视着倒地的受害者，绝望地想到家里的父母。但当脚步声远去时，我马恢复了清醒。我难以解释犯罪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究竟是冷呢，还是显示我本来的正常思维能力。

    我做第一件罪案时，捏着鼻子与受害者说话，那是为了不让她记住我的声音。我一边这样做，一边感到很滑稽，但这绝不表示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在意识到我就是我的同时，还感觉到自己也是另外一个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记得好几本书里都记载了这样的例子。在做第二件罪案时，我让受害者的躯体摆出坐着的姿势，直至天黑。在那种场合，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怕，身处那种氛围，我感到很自然；等犯罪后恢复自我，反而有不自然的感觉了。我之所以不能确定自己做过的事是自己所做，大概是因为脱离了那种状态的缘故吧。我犯了罪，而思考罪行的我就是犯了罪行的我，我只能通过这样的自我提示来接受那些女孩子被我杀死的事实。
    教授再次把文件置于餐桌上，继续说道：“从心理治疗和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梦境分析是一种通过牢牢抓住梦的本质，把梦中的现实和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联系起来的知性技术。但当某人面对远远超越自己的理性和常识界限的非常事态时，他会急速地丧失现实感，也就会把包含自己在内的现实误以为是梦境。李珍宇的手记清楚地说明了这
    一点。那么，三崎陶太所写的文章又如何？他与李珍宇有共通之处吗…”
    “对于你的质问，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世界上不是只有天才和非天才两种人。不错，我被赋予了与自然界精灵沟通的能力，由于找不到其他能担负这项任务的人，我只好勉为其难做这件事。假如之后出现了更合适的人，我愿意把这个任务移交给他。教授，所谓的天才，是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误入歧途时，上天为了拯救人类，就把锦囊妙计交给了某个人而已。”
    “嗯，我能理解了…你是在说爱因斯坦吧？”
    北半球与南半球的旋涡方向是不同的，更准确地说，两者的方向就像照镜子般是相反的。早在十九世纪，欧美物理学界就已发现了这种现象，将其命名为“科里奥利效应”。科里奥利是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工程师，他首先提出这种物理效应。
    所谓的“科里奥利效应”，是指地球这个巨大球体不停地高速自转对地球表面物体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地球上不同的地点由于纬度不同，运动的速度也不同。例如，在赤道上的人由于地球自转的关系，在二十四小时内便做了四万公里的圆周运动，换算成时速相当于每小时一千六百七十公里。然而，当此人从赤道往极地方向移动时，他的圆周运动的半径便越来越小，虽然二十四小时转一圈的事实不变，但相对于空间而言，此人的运动速度渐渐变慢了，当他
抵达极点，时速就变成了零。当人置身相对于地球中心不同距离的地方，也会产生相同的现象。例如高山山顶与山麓一由于在山顶能画出更大的圆，时速也就增加了。一旦下山，地球自转产生的速度会慢慢减缓。如果下到矿山坑道，旋转运动的半径就更小了，速度进一步减慢。当到达地球中心时，时速即变为零。
    当物体沿着地球的经线，也就是往南北方向移动时，因为速度变化而自然地引起偏向，也就是产生了偏移，此即“科里奥利效应”。这种偏移在物体不接触地面做长距离运动时，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假设在南边用枪射击北边的目标，问题应该不大；但由南往北发射洲际飞弹时，若无视这种偏移，就会影响弹头落点的准确性。具体来说，若从赤道往正北方发射导弹，在发射时，它有着往东的速度，这种能量是不变的。但随着导弹往北前进，由于地球自身往东的速度减少了，导弹往东的速度大于地球自身往东的速度，导弹就会慢慢往东方倾斜；同理，在南半球则往西方倾斜，两者呈镜像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