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除了两三个漂亮的姑娘以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他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再看这段我还是感动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