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1

由于他在尼日尔边境附近的地区长大，会说法语，于是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帮助尼日利亚人从贝宁讲法语的黎巴嫩汽车经销商那里购买汽车，因为贝宁的汽车进口关税要低得多。这是一份不稳定的工作，但比艾哈迈德之前的情况好一些。2009年，艾哈迈德接到了与他仅有数面之缘的一名中国男子的电话。这位男士有一位朋友，就是王先生，刚从中国来，希望在尼日利亚开展业务。艾哈迈德同意为王先生工作，先是作为一名司机，然后迅速变成当地的一位能掌控所有事情的万能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无可置疑的忠诚和职业道德，艾哈迈德在工厂里越来越多地被委以重任，很快他就开始管理工厂的日常运营。王先生非常喜欢他，有一天王先生拿着一盒名片过来，上面写着艾哈迈德是“经理”。这让有着同样头衔的中国人感觉受到了侮辱。而意识到这一点的艾哈迈德，想要保持和平的工作氛围，同时也意识到他已拥有实际的权力，于是悄悄停止使用那盒名片

艾哈迈德用豪萨语和工人们讲话，这是一门来自尼日利亚北部的语言，通常不在工厂所在的国家中部地区被使用。事实证明，他们说豪萨语是因为工人不是来自周边的地区。艾哈迈德确实把他的村落带到了他工作的地方

这可能是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对非洲来说最诱人的一点：为其长期未实现充分就业但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非洲有许多人希望工厂不仅可以为像艾哈迈德这样罕见的杰出个体提供工作，而且就像这个案例显示的，可以为整个村落的人提供工作。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不确定的，甚至在那些最接近转型的地区也是如此。在整个非洲，有的中国老板会常常抱怨他们的非洲工人，即使他们自己是在工厂里长大的，也往往会忘记适应工厂的工作有多么困难。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很容易忘记，当有人进入工厂工作时要经历多少深刻的转变。

对于非洲大陆而言，大众就业不仅涉及经济学，还涉及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将重塑社会的基础。

非洲多数人的看法和部分非洲媒体宣扬的观点是，中国公司不雇用非洲人。许多人认为这带有一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一个毫无根据但广为流传的谣言，说一些中国公司宁愿雇用从中国带来的品质欠佳者，也不愿雇用当地雇员。[2]在麦肯锡公司，我最近和同事共同进行的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数据，研究表明，在非洲的中国公司雇用的员工中，绝大多数是当地人。在总人数超过30万的1000多家中国公司中，89%的员工是非洲人。[3]在制造业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达到了95%。此外，之前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公司在非洲经营的时间越长，当地雇员的比例就越高。[4]这表明艾哈迈德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中国老板们逐渐了解了当地人之后，他们会委以当地人更多的重任。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减少了中国的劳动力储备，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人减少了中国的劳动力储备，造成沿海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自2001年以来，制造业的小时工资每年增长12%。[5]2012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这一切都会导致工资在未来将继续上涨。[6]尽管中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率大幅提高，但2004～2014年，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增长了近3倍。能源价格也有所提高：在此期间，电力成本增长了66%，天然气成本增加了一倍多。[7]由此造成的必然趋势是：更多的中国工厂很快就会别无选择，只能搬到其他国家。正如在尼日利亚组装成品的中国家电品牌Skyrun的总经理吴先生告诉我的那样：“迟早，我们将不得不将工厂迁离中国。全球制造基地的趋势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西方，然后是东亚，现在它正转移到其他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说法，“作为一个曾经的‘追随的大雁’，中国即将从低技能的制造业岗位上毕业，并成为‘领头羊’。这将会释放近1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足以使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一倍以上”。

当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在1978年达到顶峰时，只有2000万美国人在工厂工作。[10]现在中国的这个数字已远超那时数倍。

来自中国的大量就业机会与非洲当前的人口状况相匹配。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伊斯梅尔是非洲总体人口的代表：年轻且未充分就业。已经有30%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处于10～24岁的年龄段，即使出生率出现下降，但其人口增长势头仍将延续几代人。[11]但由于如此高的出生率——事实上，这是世界上最高的，非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的边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将从2015年的大约10亿增加到2050年的20多亿。[12]仅尼日利亚，在1960年独立时，人口还只有4500万。到2050年的时候，将有近4亿人口，超过美国的人口数。

非洲国家的失业率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了。[14]在尼日利亚，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为12.1%，但政府承认另有19.1%的劳动适龄人口为未充分就业人口。[15]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要更糟糕：令人沮丧地高达42.2%。[16]此外，在整个非洲大陆范围内，那些77.4%有幸就业的人拥有的是国际劳工组织所称的“脆弱的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安排且可能缺乏体面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保障。[17]据世界银行统计，今天非洲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有90%属于非正规部门——这些部门提供的是脆弱的工作，而不是通往中产阶级的稳定道路。[18]这些再加上人口膨胀，非洲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一倍，并且很容易看出，非洲大陆正面临着对于工厂带来的正式就业机会的迫切需求。

制造业在所谓的交易部门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是与非交易部门相对，非交易部门包括大多数本地的服务业，如餐馆、商店、建筑甚至像医生和律师等高薪专业人员）。它们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交易部门往往更具生产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变得越来越高，因为其产出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而本地的服务业则不然。经济学家们知道，从长远来看，实现更高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推动了对其他工作的需求：每创造1个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会有1.6个服务业的工作岗位随之产生

如果你有一家汽车装配厂，沃尔玛就会跟进；但如果你有一家沃尔玛，汽车装配厂却不会跟进”。[20]对非洲而言，通过农业或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固然很好，但制造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才是真正被需要的。

世界上大多数没上过小学的孩子都是非洲人。此外，当非洲儿童上学时，他们没有学习：超过1/3的人没有掌握识字和算术这类基本技能。[21]意料之中的是，这些学校的教育成果确实骇人听闻——非洲的文盲率是世界所有地区中最高的。[22]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说法，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一半是没有技能的，并且考虑到这些学校系统在预算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压力，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但艾哈迈德就读的学校的不幸状况以及他从未有机会上大学的不幸状况，意味着他从未有过成为会计师、医生或软件工程师的机会。从贝宁到尼日利亚驾驶汽车是一个边缘的存在——这一工作不允许他组建家庭，或照顾他已经拥有的家庭。在王先生的工厂里表现良好为艾哈迈德打开了所有这些可能性：稳定的收入，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在社区中的地位，家人的保障。

“当地人很懒，”一个人直白地说道，“我们开除了很多人，尤其是在他们工作的第一个月。他们甚至没有准时上班，或者他们不是每天都来上班，但他们仍希望能得到报酬！”[25]他的黎巴嫩邻居是一家钢铁厂的老板，也同意他的说法。“两名中国工人创造的价值相当于五名尼日利亚人能创造的价值。”他强调。[26]穿过非洲大陆，在东非，一名印度–肯尼亚工厂的老板提供了另一个比率，“我需要两名肯尼亚工人才能完成一名印度工人的工作，但如果换成坦桑尼亚人，则需要四名

，而不是种族间的蔑视。例如，1821年，在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一位英国作家用警醒的文字对英国的体力劳动者进行了描述：“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只是简单地消灭了那部分时间……（他们）屈服于绝对的空虚和麻木……以牺牲过往的人为代价，做一些无礼的事，或说出一些粗俗下流的话。”[31]空虚、麻木、粗俗下流，这些肯定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但当时基本的情绪和我们今天在非洲听到的一样，显然其中根本没有参杂种族的因素，因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同一种族的。事实上，当时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评论家对工人们的懒惰感到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工人在毫无紧迫感地消磨整天的时间：“手工织布机缓慢地唱起大把的时间，大把的时间”，很少有人拒绝“早上多躺一个小时的诱惑”。[32]显然，英国工人不仅在工作上懒惰，而且多数是在荒废时日；周一特别不受工人的欢迎

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工厂的老板们总是会抱怨他们的工人，今天非洲的中国老板们也不例外，那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管理来自自己国家的工人。他们所经历的事实是，来自新国家的工人们生产力较低，他们认为这要归因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事实是，新工人只是还没有像老板本国的工人那样具备工业化的生产力。正如伟大的出生于乌克兰的欧洲工业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说的那样：虽然“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据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有很大帮助……最重要的事实是，工业劳动力是一个稳定、可靠、纪律严明的群体，它已经切断了劳动者与土地连接的脐带，并且已经适合在工厂中使用，但它在落后的国家中并不是很丰富，而是极为稀缺的。创建一个真正值得称道的工业劳动力队伍是一个困难且漫长的过程。”[37]历史的教训是，工业劳动力（不同于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在非工业化经济体中往往供不应求。而处于工业化最初阵痛中的工厂老板们总是对这个事实怨声载道。

在流水线上工作是一场斗争。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做起来真的很难。在美国人痛惜底特律的衰落，政治家们反对可能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的贸易协议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将工厂的工作浪漫化。虽然传统的工厂工作（在装配线上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相同的动作）不需要很高的受教育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很容易。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它将人的身体和思维塑造得像机器那样，有着固定僵硬的节奏。而人的身体有它不均匀的脉动，人的思维是会开小差的。工厂的工作需要灵巧的动手能力、一种高于一切的纪律意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力。“没有什么比当一名普通工人更难的了

这场在流水线上的斗争是自然本性与机器规训的斗争，是土地与工厂，灵活与僵硬，自由与纪律之间的斗争。好像从炸鱼薯条变成“英国国菜”开始，工业化就注定会夺走人们生活中的自然印记，留下一个又一个效率与纪律鲜明的僵化个体。

工业社会之前的人通过太阳和季节调整自己的步调。人是以任务为导向的：只需完成必要的工作，不会有精确的时间安排。但工厂是按时钟时间运行的，精确度至关重要。以时钟为导向意味着，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并且可能会因此而被解雇

转型的压力落在整个文化上：对改变的抗拒和对改变的赞同来源于整个文化。这种文化包括权力制度、财产关系制度、宗教制度等。”[39]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商们对他们工人的抱怨听起来像是工业化本身最初的咆哮的回响。整个社会正在被从与太阳一起运动的生活方式中拖到根据时钟和日历的邀请而嘀嗒作响的生活方式中。

她失去了掌控自己时间的权力——这是一项新的要求，要求她根据工厂的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必要重新定义母性—

这是我为什么喜欢看年轻学子写的著作的原因。很少受到理论的限制，更多的展示客观的事实和细节。所以显得很生动。并且行文中包含了对于社会公正的理想化的追求，非常有温度。

在办公室里放置了一张特制的茶海桌，上面摆放着一个打磨得发亮的木托盘，以及分别用来泡茶、冲茶、分发茶汤和品茶的不同茶器。

传统的中国茶道规矩是，第一道茶的味道太冲，茶叶表面有各种杂质，故不能饮用，从第二道茶之后的茶汤才是能喝的。过了一会儿，茶泡好了。孙先生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小杯茶。我们闻着丰盈的茶香，细细啜饮。

高端的中国茶能经12次冲泡，每一次冲泡都会带来新的味觉体验。很显然，孙先生想让他的茶被大家这样享用。于是我们坐下来品茶，品茶的过程需要1～2个小时。

孙先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卓越发展——人类有史以来生活水平的最快增长。这种增长可能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发展机构的正统建议，

很多人通过为中国台湾工厂的老板们工作，学会了运营工厂，而这些老板则是在更早之前从日本企业那里学习的经验。这一方式表明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生的现象，而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的连锁反应。这一变革必要的核心载体不是最重要的资本或者抽象的技术，而是人。正是那些像孙先生一样决定在自己的国家开办一家工厂的受益者，成了累积的制造业知识的化身。并且当他们为开办下一个工厂选址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为制造产业链选择下一个连接点。30多年前，他们选择了中国，并在觉醒中改变了中国。今天，他们正在选择非洲。

在英国依靠制造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之后，加入其行列的大多数国家在将其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过渡之前，都是朝着工业化的方向转变的。少数例外是像卡塔尔这样幸运地拥有非凡资源财富的国家，资源对于其国家财富的贡献比例甚至远远超出了像俄罗斯和安哥拉这样资源充足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联合国从对131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与制造业附加值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1]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这种相关性更强

。并且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现代制造业是贫困国家一直试图在生产力方面超过富有国家的唯一领域。正如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写的，“不论国家处于何等地理上的劣势，有着怎样糟糕的制度和政治，现代制造业都在努力追赶全球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结果”。[2]此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这种趋势普遍存在，研究表明非洲也不例外。[3]世界各国的历史验证了孙先生直觉的正确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得打造自己的制造业。

建议与过去60年里西方主流发展机构对贫穷国家实施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建议主要围绕着“华盛顿共识”展开。受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强烈要求强化市场作用并弱化政府作用的影响，“华盛顿共识”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及其参与塑造市场的行为，主要的做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削减补贴、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使贸易自由化——正如罗德里克总结的那样：“稳定、私有化和自由化。”[4]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将这一揽子方案具体化为主流共识并保证其执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机构经常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急需的经济援助作为条件，让它们赞同这些规定的改革。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是非洲众多国家中承受这些结构化改革方案带来的残酷后果的国家之一。

读此书备感亲切，不仅是因为作者重点写的非洲东、南、西部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莱索托和尼日利亚，我在退休后的5年中都曾造访过，而且她执教过的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我也都工作过较长时间。

笔者曾在卢旺达请到访基加利的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当地中国企业经营者演讲。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从开发本国的比较优势起步，从农林牧矿产品在当地进行深加工做起，创造就业、改善民生、积累资金，最终实现自己的工业化

不少非洲相关人士认为，多数非洲国家希望延伸本土产业链，将附加值留在本地、造福当地。

不少非洲朋友说过，争取外来直接投资的好处不少，其中之一就是随之而来的技能培训、技术转让以及经营管理经验共享，这也是非洲同中国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展的最佳途径。

2005年在非洲调研的工作，当时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参与者对其倡议的反应一般。

当时中国共有4家大型汽车制造商，这些汽车制造商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重工业投资创立的。苏联当时建议将其中一个公司设在我的家乡长春，因为它靠近苏联的东部，理由是这个新生的汽车厂可以向苏联同行学习，主要生产巨型工业卡车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FAW，简称“一汽”）由此诞生，多年来，其蓝白标志在中国城镇周围无处不在。但是当我坐上它生产的其中一辆汽车时，中国已经在很久之前就与苏联断绝了在汽车和其他方面的合作。1990年，一汽转而向大众汽车（Volkswagen）寻求投资和技术帮助。一汽继续生产工业卡车，但也开始生产大众旗下奥迪品牌的轿车。

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占比已经从2%增加到了25%。[1]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0倍，7.5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在世界历史的这一时期里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教育能够激发出孩子内在的善良本性”和“受过教育的公民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有两件事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是由贸易带来的工业化，另一个是教育。贸易的的确确能给很对人民带来工作机会，但教育也一定会在未来某一时刻影响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这就是行事转变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暴力、素质还是善良，本质上拥有力量才能实现影响。

一汽”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它已经在70个国家销售了1800万辆汽车，并在这个过程中雇用了12万人。[3]得益于德国的投资，中苏计划中那个曾一度处于尴尬状况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并在非洲设立了工厂

未来十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8个预计会出现在非洲大陆上。[4]就像对非洲持可怜、绝望、贫困这一陈旧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一样，忽视世界上最贫困的5亿多人仍然生活在非洲这样一个事实也是有问题的

当处于温饱线时，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带动教育，而不是发展教育来带动经济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发展计划在诸如教育孩子等事情上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它们不会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也不会使5亿人摆脱贫困。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现在是时候尝试新的事物了。这里所说的新事物——工厂，已经开始向非洲转移了。

西方的教育只是是一小部分非洲人成为买办，无法惠及大多数非洲人

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的工厂因为成本上涨等问题而陆续从国内迁出，许多落户到了非洲。2000年，中国的公司只在非洲进行了两项投资；而如今，它们每年要在非洲进行数百项的投资。[5]我最近在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和同事共同领导了一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大型研究项目；我们在8个非洲国家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有超过1500家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从事制造业生产。[6]其中一些公司被尼日利亚等国家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所吸引（尼日利亚的人口总数到2050年将超过美国）。汽车制造商、建筑材料生产商和轻型消费品制造商纷纷涌进当地市场，希望能够抓住发展的机遇。其他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则有所不同：它们利用非洲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生产商品，然后将其出口到发达国家。在莱索托，中国服装厂为科尔士（Kohl’s）制作瑜伽裤，为李维斯（Levi’s）制作牛仔裤，为锐步（Reebok）制作运动服。莱索托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被装进集装箱，送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

工厂的转移十分重要，因为当工厂聚集在一起时，繁荣很快就会到来。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初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再到20世纪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工厂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了重组，以实现持久的财富新水平。这是因为，与农业和服务业不同，制造业以高生产率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了全球经济中。这也是因为，在个人层面上，工业化使得高度依赖地方交换系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能够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全球经济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工业化使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在尼日利亚，工业化的进程受自由媒体的报道影响；在莱索托，受强大的工会运动影响；在肯尼亚，受部落和族群的忠诚度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国基本上都不存在。事实上，在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当地的众多参与者（工人、供应商、经销商、政府、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新型的组织、伙伴关系和权力结构将随之产生。通过这一过程，非洲不仅有机会重复以前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机会对之加以改善——如果不能打破发展与民主、经济增长和环境健康之间看似不可避免的矛盾，那么也许至少可以让它们之间的矛盾变得不那么明显。

在这一过程中充满各种挑战，企业家们拿着他们毕生的积蓄——有时甚至是生命，在陌生的国度冒险。在那里他们几乎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也不理解当地的文化。我遇到的企业家都是生活在冒险故事中的坚强、坚韧、生活单调的人——这提醒我们，最大胆的创业形式存在于硅谷的空调办公室之外。

尼日利亚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人口数量也是这片土地上最多的。在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或许对此做了最好的描述：“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国家，秩序有点混乱。”[8]虽然石油在尼日利亚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随处可见，让人无法忽视

大约4500英里[9]之外的莱索托，被南非的高原环绕，与尼日利亚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截然相反。莱索托地处内陆，完全被比其大得多的邻国南非包围。它拥有的自然资源很少，人口只有200万。在资源稀缺的同时，它还不得不与世界上第三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做斗争。[10]但即便是在这里，由于莱索托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下享有优惠地位，中国工厂也找到了一席之地。因此，莱索托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其生产及出口的瑜伽裤和T恤在美国随处可见。

肯尼亚是东非经济的领头羊，拥有自己的创新创业品牌。虽然当地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令人担忧，邻国索马里的安全问题也是潜在的威胁，但肯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5年中一直以每年5%～6%的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着，其蓬勃发展的科技部门为肯尼亚赢得了“草原硅谷”的称号。在这里，很多中国公司也在尝试创新，向肯尼亚市场引入新技术，并尝试与当地政府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在肯尼亚北部的非洲之角坐落着埃塞俄比亚，它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欧洲强国殖民过的非洲国家。而且，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个国家的1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饥荒和独裁统治中走了出来，并对国家进行了重建。埃塞俄比亚今天正在以渐进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公司在这里建立经济特区，并投资埃塞俄比亚政府给予优先考虑的行业。

若非洲的发展能帮助3.75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仅相当于中国在短短30年间摆脱贫困人口数的一半），则贫困将从非洲大陆上消失。[11]对于近4亿人来说，这是饥饿和温饱之间的区别，是失业和就业之间的区别，是让他们的孩子从事低级的工作和送他们去上学之间的区别。这将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成就。

由于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项目

孙先生来自中国东南部的中型城市温州。这座城市因在约4000年前发明了一种富有光泽、施有淡青色釉的青瓷而闻名——这一发现催生了世界各地艺术博物馆中陈列的高雅的中国历代瓷器。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再一次在中国开创先河：这一次，它是第一个在这个国家里建立私营企业的城市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如他这样做着相同的事——长时间地工作，精打细算地攒钱，然后用积累的知识和积蓄使自己成为工厂的老板。

甚至它的发起人在2002年曾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至少在发展、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是这样的”。[5]更糟糕的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也使金融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由于新技术的兴起和电信网络的进入，非洲将快速到达一个‘临界点’。通过扶持贸易以及为企业家们提供保障，非洲将大大加快发展的速度”。[8]根据这一理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可以绕过传统的制造业密集型的发展阶段，直接飞跃到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阶段。

作为温州土生土长的孩子，孙先生的出生地是瓷器的故乡，之后他靠着瓷器走向了世界，不得不说这是一段佳话。在对尼日利亚进行考察后，孙先生投资4000万美元在那里建了一家陶瓷厂。他的工厂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雇了将近1100个工人，其中1000人是尼日利亚当地人。在尼日利亚，电力供应是不稳定的，而且成本很高，但是工厂的生意很好。尼日利亚相对缺少竞争、需求量急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使孙先生的利润率达到了7%。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利润率是5%。通常，制造业的利润是很低的，多赚2%已经十分可观了。这就是在尼日利亚的灌木丛围绕的建筑物里，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的原因。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而像尼日利亚这样规模庞大、服务水平低、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对于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这些中国企业家之所以迁厂，是因为他们是在外国老板开办的工厂里长大的，而这些老板又是在他们的外国老板的工厂里长大的。简言之，制造业是一个人人都在往其他地方移动以赚取下一个美元的行业。

我在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吃午餐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劳务机构通常会挑选年轻的中国大陆工人，之后将他们分配给需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台湾公司，每一位陈先生都恰好被分给在莱索托有生意的老板。尽管他们没有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以外生活的经验，也不懂英语或塞索托语（当地语言），但每个人都被塞到了遥远的非洲国家。其中有两位陈先生是极不幸的：他们的目的地不是首都马塞卢，而是郊外偏远的山村。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他们一年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

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和节衣缩食，陈先生们有了足够的钱去做自己的小生意。一些人创办了工厂，另一些人经营着小商店

在座的几位先生是历史上跨国制造链上最新的一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叫作“雁行理论”——20世纪中叶，日本人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崛起。这一理论最近被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新提起，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的发展中国家公民。他研究的是东亚国家在20世纪快速工业化成功的原因。这一理论将制造业企业的行为比作雁行模式，它们会根据成本和需求的改变，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产品转换为另一种产品。

雁行理论有第二个维度：V形描述的不仅仅是制造商从国家/地区到国家/地区的流动，而且还说明了在每个国家/地区，从产品到产品的工业升级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首先，一些公司会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据它们所知，它们的利润将吸引其他公司也试着生产该产品。但是随着这一领域变得拥挤，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少，一些公司将寻找一种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被迫尝试生产稍微复杂一些、其他人难以复制的东西。这一过程将会不断重演，以复制和学习为开始的国家/地区最终走向了发明创造，并且教导一代或两代人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真实数据揭示了这些倒V的确切情况：对148个国家/地区的分析表明，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每个国家/地区的制造商都能预见性地制造更复杂的产品。[10]昨天的皮革，今天的瓷器——再过10年或20年，孙先生可能会生产电脑。

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从模仿开始，跟随前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慢慢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随着一项一项的改良，量变导致质变，直到有一天，眼前的产品跟前人的产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急剧提高，效率提升十分显著，创新也就成了。

我在长春出生，它是吉林省的省会，这座城市位于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广袤狭长的中国土地上

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东亚奇迹”之初，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12]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它创下了世界历史上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最快纪录，而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60年和50年才成为工业化国家。然后，日本公司迁往海外，推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破纪录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打破了日本的纪录。日本用了35年的时间使GDP翻倍，韩国只用了11年。与此同时，韩国也是第一个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飞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国家，而经合组织是富裕国家的俱乐部。

当孙先生辍学去温州的一家工厂工作的时候，正是在本国面临高额成本的外资企业涌入中国的时候。像陈先生们这样的，大量的大陆劳动力在中国台湾的企业和外企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贫穷程度要超过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中国当时设定了目标：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1991年到20世纪末，GDP再增长一倍。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将增长16倍。[14]忽略“华盛顿共识”和其他西方的发展建议，中国的战略是孙先生的大战略：学习如何制造东西，制造它们，然后卖掉它们。

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它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4。[15]在这一过程中，30年内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近10%，使7.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16]中国只用了9年就打破了韩国GDP翻倍的纪录，同时一并消除了对雁行理论只适用于亚洲小国的怀疑

尽管劳伦斯看起来很年轻，但他实际上是尼日利亚最大的私企之一董氏集团（Wempco）的执行董事和第三代掌门人。他的家族在50年前从中国内地途经中国香港来到尼日利亚。他们的工厂生产木材产品、钢铁和瓷器。他的家族把孩子们送到中国香港和美国接受教育——劳伦斯是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但大多数时间，他们还是在尼日利亚生活和工作。几年前，劳伦斯甚至为了拿到尼日利亚公民的身份，放弃了美国公民的身份。他这样解释：“我们要在这里长期发展，尼日利亚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劳伦斯的家族史提醒着我们，如今已不是中国的实业家第一次来非洲，[1]也不是非洲第一次看起来可能会实现工业化。[2]工业化的进程没那么简单，跟50年前一样，如今这也不是一件有十足把握的事。当董氏家族和其他充满野心的中国实业家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非洲经济似乎要准备起飞。彼时政府的政策是重点发展工业部门，欧洲殖民者留下了规模小但是有前景的工业基础，大家普遍对独立后的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接下来的几年出现了毁灭性的打击：宏观经济危机，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日益加剧，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在尼日利亚，四大中国家族企业中有两家倒闭了。总的来看，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是在去工业化。

尽管工厂仍是其企业的核心，但他们已经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开了一家豪华酒店。“我们给酒店厨师规定的任务是要创造一家三星级的米其林餐厅，”劳伦斯说，“显然，今天的尼日利亚没有那样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很难。”但是他看起来并不担忧。“我们来这儿已经50年了，并且没有严重的亏损。我们可以再等50年。”

从19世纪的英国纺织厂到20世纪的底特律汽车厂和日本的电视制造商，工厂来了又走。

1960年，尼日利亚脱离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出来后不久，外国投资帮助这个国家创建了第一家纺织厂

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日利亚的棉布产量占整个西非棉布产量的一半。在非洲大陆的范围内，它的纺织业的规模仅次于埃及。

四大家族是实业家族，之前在中国内地做生意，之后迁往中国香港。但在香港做生意是件艰难的事情，因为那里的竞争者太多了。因此，许多公司开始寻求搬迁到海外，其中就有一些公司选择迁往非洲。四大家族是前往尼日利亚的移民中经营最成功的：他们在异国他乡成为制造业大亨。四大家族中的两个制作的产品——纺织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事实上，尼日利亚最大的企业曾经是中资企业——尼日利亚联合纺织股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雇用人数超过2万，是非洲最大的纺织工厂

尼日利亚联合纺织股份公司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在尼日利亚制造任何产品了。到2010年，尼日利亚曾经辉煌的纺织工业的产量下降到原来的1/10，仅剩下了24家公司。[8]即使是开启了尼日利亚纺织业时代的历史悠久的卡杜纳纺织厂，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也停产了[9]。剩下的公司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使用着数十年前的技术，产能利用率平均在20%。[10]劳动者和纺织工人工会同意减薪，但企业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关闭，工人们也被解雇了。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全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减少到了18000人，比尼日利亚联合纺织股份公司在前20年单独雇用的人数还少。[11]300万工人的工作岗位消失了。[12]整个社会都遭到破坏性的打击。研究该行业的两位学者描述了当工厂关闭时所产生的“沮丧”和“长期贫困”，之前的雇员有的做了临时工，有的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有的甚至早早便死去了

这个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产业部门的衰落是三个宏观经济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资源诅咒”、短视的政府政策和全球竞争。

1957年，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发现石油，引发了疯狂的投资热潮。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资金涌入该国。对当地货币需求的急剧上升导致了尼日利亚货币奈拉对全球货币的大幅升值。这使得纺织品制造商选择通过进口来获得所需的所有设备、原材料和备件，而不是在国内开发供应商

奈拉的升值也使尼日利亚的制造业受到了“荷兰病”的影响。“荷兰病”以不幸的荷兰人命名，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天然气后首次受其影响，荷兰病使非资源部门失去竞争力，从而削弱了经济。由于尼日利亚的石油利润丰厚，大部分投资从制造业部门转向资源开采。奈拉对全球货币升值得越多，尼日利亚制造业的产品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就越贵。考虑到行业类型，这种影响可能会被相对较低的投入价格所抵消。有一段时间，它对尼日利亚的纺织工业是有影响的。由于可以用更少的奈拉购买进口产品，因此实现了人为的获利。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其成品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仍然越来越昂贵——因此尼日利亚的非石油出口量急剧下降。由于产品变得不那么便宜，尼日利亚的纺织品生产商从强大的出口商转变为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的生产者。直到1970年，尼日利亚4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非石油产品，但到1973年，这个数字已降至20%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更是降至10%以下。[15]到20世纪80年代，纺织业看起来是盈利的，但坚挺的奈拉导致这一行业内部充斥着危险的不平衡：它从国外购买所有的原料和机械，同时在国内销售其所生产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