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摘录三千字

       这是一个适值内心思绪纷涌的午夜时分，再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才会提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提出过，而且一直在提出，不过方式过于间接或转弯抹角，过于造作，过于抽象，而且提到时总是居高临下地一带而过，并没有被它紧紧扣住。我们那时候不够清醒，从事哲学的欲望太强烈，所以除了拿这个问题当文体习作，根本没想过哲学到底是什么，没有做到最终放弃咬文嚼字而直截了当地扪心自问:我搞了一辈子这个东西，可它究竟是个什么?有这样的情形:迟暮之年虽然无法使青春永驻，却能够给人以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由，一种纯粹的必然性，让我们在生与死之间得以蒙受一段短暂的恩惠，此时，机器的所有部件通力合作，把一个跨越各个年龄段的特征送向未来:提香、特纳、莫奈等都是如此。

       哲学是一门形成、发明和制造概念的艺术。但是，一个答案不可仅仅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还应当说明时间、场合、感受、景物、人物、条件以及未知条件。这个问题本当在“朋友之间”提出，就像互诉心曲或相互信赖，或者像面对仇敌的一场挑战，而且应当在夜幕将临的时刻，一个身处野狼与家犬之间，连朋友也要提防的时刻。此时，我们会说:“那正是我想说的!可是我不知道意思是否表达清楚了，也不知道是否足以让人信服。”而且我们会意识到，以往说得好坏与有无说服力都不重要，反正这个问题就摆在眼前。 

       概念需要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自身的性质。朋友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性人物，甚至可以说，这个词可以证明哲学起源于希腊。朋友是否指某种能力上的亲密关系，某种存在于细木匠跟木料之间的物质趣味或者潜能:一个出色的细木匠对于木料拥有潜能，那么他是木料的朋友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哲学意义上的朋友并不是指一个外在的人物，也不是某个例证或某一段经验性情节，而是指一种内在于思维的存在，一个使得思维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一个活的范畴，一种先验的体验(vécu)。通过哲学，希腊人给予朋友一记重击，使其不再跟一个他者相适应，而是转而跟一个实体·一种客体性·一种本质相适应。

       哲学家了解什么是概念，他们需要概念，懂得如何辨别概念:哪些概念没有前途，哪些概念武断生硬，或者稀松得连一分钟也支撑不下去，哪些概念却制作精良，而且见证了一场即使是令人不安或危险的创造活动。

       概念不同于已经造就,静等人们去发现的天体。概念没有天空。它们必须被发明,被制造,或更准确地说,被创造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创造者的署名概念便毫无价值。尼采这样规定哲学的任务:“哲学家不应该仍然满足于别人交到自己手里的概念,进而揩拭一番,使其重放光芒。哲学家应当着手制造、创新和提出概念,并且说服人们去运用。迄今为止,大率言之,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概念确信不疑,就像获得了从神奇世界掉下来的一套同样神奇的嫁妆似的。”而确信必须被怀疑所取代。且哲学家最应当怀疑的就是那些并非自己手创的概念。假如人们在谈论一位哲学家时说:他没有创造什么概念,他没有创造自己的概念,那么这位哲学家还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哲学不是静观,因为静观是在事物自身的概念被创造的时候,人们从中所见到的事物本身。
       哲学不是沉思,因为没有人离开了哲学就什么都不能思考了。别以为把哲学说成一门沉思的艺术就能给予她很多东西,其实那是釜底抽薪,因为数学家从未等到哲学家的光临才去思考数学问题,艺术家也从未等到哲学家的光临才去思考绘画或者音乐。假如因此就认为他们也都是哲学家,那可是个天大的玩笑，除非他们的思考超出了各自的创造活动的范围。
       即使是沟通,哲学仍然不能以为找到了最后的庇护所。沟通势所必然地只能加工各种意见,创造“共识”,而不是创造概念。西方所谓朋友式的民主讨论的想法从来没有产生任何概念。这个想法也许出自希腊人,然而希腊人如此怀疑它,严酷地对待它,以至于这个概念如同一只自问自答的飞鸟,从敌对意见被扫除干净的战场上空(喝醉了的酒宴主人)颇具讽刺意味地掠过。
       哲学不静观,不沉思,不沟通,尽管它必须为这些行为或激情创造概念。静观、沉思和沟通不构成学科,而是在所有学科里制造普适原则的机器。
       不论是自命为新的雅典城,还是迁就那些只能为控制市场和媒体的空想提供规则的沟通的普适原则(主体间性的理想主义),两种做法都不会给哲学添加什么荣誉。凡是创造活动都是独特的,纯属哲学创造的概念永远是一种独特性。普适原则不仅什么东西也解释不了,而且本身必须被解释,这是哲学的头一条原则。

       哲学的决定性的定义:哲学是通过纯粹的概念获得的知识。不过,没有理由把通过概念获得知识,在可能的经验内部或者通过直观建构概念相互对立起来。因为按照尼采的裁决,你如果不首先创造概念,即在一种纯属概念的直观当中把它们建构起来,那么通过概念你获得不了任何知识;这种直观可以是一个领域,一个平面,一块土壤,但不混同于概念,它是概念的幼苗和培育概念的人物的庇护所。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确信任何创造活动都必须在一个平面上进行，以便获得独立自足的存在。

      概念总是带着署名人一起出现的:亚里斯多德的实质，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兹的单子，康德的条件，谢林的潜能，柏格森的绵延，等等。再者，有些概念得名于不寻常的，甚至是野性或刺耳的字眼，有些则满足于一个平淡无奇的名称，然而却充满了遥远的和声，遥远得非得是哲学家的耳朵才辨听得出来。有些概念求诸古雅的称谓，有些则追求新奇，名称当中饱含词源学的精深学问一这是一门专为哲学所有的体育运动。每逢这种情形，必定存在着对于此类字眼及其选择的一种奇特的需要，以作为风格的一个要素。命名概念要求一种纯粹的哲学趣味，它通过或激烈过火或旁敲侧击的言辞，在语言内部形成哲学语言。这不仅仅是一套词汇，更是一部臻于极致或达到完美境界的句法。尽管概念均有时间性，有署名人，有持之有故的名字，它们却自有维持长生不死的办法，同时必须接受更新、替代、变异等方面的制约，后者赋予哲学一部历史，同时也赋予哲学一付动荡不定的地理面貌:其中每一时刻和每一地点既在时间当中得到保留，又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过客。

       专事概念创造不会给哲学带来任何优越地位或者特权。于是，我们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了:这种有别于科学或艺术活动的创造概念的活动究竟是作什么用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创造概念?为什么总要创造新的概念?必要性在哪里?有什么用处?目的何在?假如回答说，哲学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不服务于任何东西，那么这种回答纯属附庸风雅，连黄口小儿也哄骗不了。毕竟，我们从未因为形而上学的死亡或哲学的被超越而感到有什么不妙，因为它们全是一堆毫无用处和令人讨厌的废话。当今人们大谈体系的破产，其实只是体系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而已。只要确有必要也有时间去创造概念，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就永远是哲学，即使另外起一个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区别。

       希腊城邦跟帝国(empires)和国家(Etats)截然不同，它发明了“朋友”的社会--也就是由“竞争者”即自由人(公民)所组成的群体-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诘辩。柏拉图描写过这种日常的情景:如果每个雅典的公民都有所追求，他肯定会遇到竞争者，所以对于各种追求必须评估其合理性。细木匠对木料有所追求，但遇到了伐木工、樵夫、木工，他们众口一辞地说:“那是我呀!我才是木料的朋友呢。”说到对人的照顾，那么自命为人的朋友的追求者可就太多了:让人有饭吃的农民，让人有衣穿的织布工，给人看病的医生，提供保护的军人。不过，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选择毕竟是在一个多少有些狭窄的范围内作出的;政治的情形大为不同。在柏拉图看来，雅典民主制度之下的任何人都能够追求随便任何东西。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拨乱反正，创造出一些可资借鉴的实例，以便可以对各种追求的合理性作出判断:这就是作为哲学概念的理念。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不是仍然会遇到鱼龙混杂的追求者吗?他们都声称:“真正的哲学家是我，我才是智慧之友，合理性之友啊!”竞争在从老龄智者的遗骸上争抢一杯羹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之间达到白热化。那么，怎样才能区别真朋友和假朋友，概念和赝品呢?假冒者和朋友构成了一出柏拉图式戏剧，满台都是各种概念性人物，个个都兼具悲与喜的能量。

       哲学家们对于作为哲学现实的概念的性质一直关心不够。他们宁可把概念看成是一种给定的知识或者表现形式，而且能够用制造概念的人类禀赋(抽象力或概括力)或人类应用概念的禀赋(判断力)解释它。可是，概念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必须被创造。它不具备形态，它将自己和盘托出，自我设定(auto-position)。创造与自荐互为彼此，因为从生命体到艺术作品，凡属真正的创造物都因被创造这一事实本身享有一种自我设定，或者说都具备一种自创性(autopoiétique)的特点，我们就是凭借这个特点甄别它们的。概念越是富于创造性，自我设定的程度就越彻底。凡是出自于自由创造之物，也都是独立地和必然地自我设定的:最主观的因而也将是最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