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未启封的三封信（哪怕专家也只是陪伴而已。第一章说的傲慢，人不是上帝）

也会尽力为索尔的利益着想。
    我也意识到操之过急不是件好事。太过主动的治疗师对待患者通常像对待婴儿一样：用马丁·布伯的话说，这样的治疗师并不会引导或帮助患者“显现”，反而是将自身强加于患者。
   不过，我相信只需要一到两次会面，就能帮索尔解决问题。秉持着这种信念，似乎过度主动的风险并不高。
    此外（我后来就更加客观地了解自己后才体会到），对于索尔来说，这个阶段来找我咨询并不是合适的选择，因为此时我耐心不足，习惯于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还坚信患者应该积极、坦诚地面对他们对一切事物（包括死亡）的感受，哪怕这会对患者造成伤害。索尔大概是在我帮助塞尔玛打破执念时（详见“爱情刽子手”）联系到我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强迫马文意识到他的性偏好实际上反映出了对死亡的焦虑（详见“寻找做梦人”），我还不理智地告诉戴夫他对情书的执念只是企图否认自己年事已高，而这样是徒劳的（“别悄悄离去”）。
   
    因此，不管是否正确，我决定重点关注这几封信，争取在一两次会面之内，说服索尔回家读信。那几年，我经常负责带领短时住院患者组成的治疗团体。正因为我对他们的治疗只会历时几次，所以我已经习惯帮患者快速想出有效可行的方案，确保高效达到治疗效果。在对索尔的治疗中，我同样用了这些方法。
“索尔，你觉得我今天该怎么做？你希望我做些什么？”“我知道过几天我就会好了，只是现在头脑有些不清楚，我早就应该给k博士写封信的。…”
猛地砸向我的手背，囊肿破裂了。在那痛苦的一瞬间，治疗结束了，没必要再做进一步的外科手术了。在精神病医学领域，是否存在这样仁慈的专制主义呢？我接受的治疗结果很好，囊肿治愈了，但是之后的几年我都不愿意和那位医生握手！

    约翰·怀特霍恩（John Whitehorn）是我的一位老师，他教会了我可以通过医患关系的特点来诊断“精神病”：如果患者不再觉得治疗师是帮助自己改善精神状态的盟友，那么这位患者就可以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按照这个标准，索尔确实患上了精神病。我的任务不再是帮助他解决信的问题，帮他重拾信心，或是让他得以在一个悠闲的午后漫步，而是尽量避免把他送去医院，避免他摧毁自己。
我正身陷困境，此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有一次在我上门拜访的前一天晚上，索尔给我发信息说背伤已经好很多了，他现在能走动了，所以第二天会来我的办公室见我。第二天，我们一见面，还没等索尔开口说话，我就注意到他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那个因为绝望而没有了人性、没有了笑容、没有了自我意识的人消失了。几周来，索尔一直濒临崩溃，而我不停地试图唤醒他。现在索尔出人意料地远离了崩溃边缘，和我也重新建立了关系。
    我想，原因只有一个：那些信件！
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