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企业：另一种视角

              为了预测公司所得税会对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季企业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企业行为模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企业的行为及其想要实现的目标作出假设。到目前为止的分析一直假设企业要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企业行为的许多方面似乎难以与这种观点一致。例如，稍后我们将说明企业不应支付股息；（从税收的角度来看）还有更好的方式把资金从公司部门分配给家庭部门。企业不断地尽可能分配其收益，这一现象被成为“股息悖论”。企业的股息政策并不是企业行为中唯一令人费解的方面。
        加速折旧则是另一种“税收悖论”。政府时常让企业和个人以更快的速度对其资产进行折旧。同样，名义折旧计提总额（等于机器成本减去其残值，如果有残值的话）并不受影响。但是，在资产的早期，更快的折旧减少了报告收入，从而减少了纳税额。所有企业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但企业迟迟不这么做，即使企业向其股东表明采用加速折旧会降低报告收入也无济于事；的确，人们可能会想到，股东会把没有减少报告收入的报表看做良好管理的积极信号，而把报告收入减少的报表看作负面信号。
       企业可以选择如何处理其存货。假设一家卖钢材的企业，以每吨4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批钢材。几个月后，又以每吨100美元的价格（因该行业的价格上涨很快）购买了一批钢材。这两批钢材都是它的备货。当企业以每吨110美元的价格卖掉一批钢材时，它把采购成本说成40美元还是100美元？美国国内收入署让企业自己选择，只要前后一致即可，企业可以选择总是销售最近购进的货物，成为后进先出法，后者总是销售最先购进的货物，成为先进先出法。在通货膨胀时期，后进先出法明显由于先进先出法。当期的应纳税额减少了（尽管未来的应纳税额会等量增加）。但是，今天的1美元比明天的1美元更值钱，这个一般原则意味着，由于当期应纳税额减少，企业的境况会更好。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企业转向后进先出法的进展非常缓慢，即使在今天，许多企业仍然采用先进先出法。
        税收悖论的解释     对于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现象，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企业的管理层在管理企业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时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他们可能不会采取价值最大化策略。例如，他们可能希望使企业的成长速度最大化，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成长速度越快，他们的薪酬就越高；抑或只是因为他们喜欢企业扩张带来的刺激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名誉。按照这种观点，单靠市场规范不足以确保管理层追求利润最大化或价值最大化。追求管理层的利益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被称为管理层企业。第二种解释是，企业（或其管理层）是理性的，而股东是非理性的。股东不了解税制（或公司）的运作方式，他们可能不太关注企业转向后进先出法，但他们会看到企业当期的报告利润下降了，因而他们会认为企业的业绩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结果，企业股票的价格会下跌。由于管理层的薪酬往往部分取决于企业的市场价值，因而他们宁愿采取不能使企业应纳税额最小化的策略，也要让股东“高兴”。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
        这些企业（管理层）行为理论很重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它们对于公司税的变化对企业行为和政府收入的影响，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预测。我们以一种简单的变化为例，比如允许更快地加速折旧。标准的理论可能预测投资会做出强烈反应，而财政收入会减少。可是，如果管理层担心加速折旧会使本年度的利润报表不好看，那么许多企业可能就不会利用这种税收优惠——政府收入的损失减少了，但投资刺激也降低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管理者和投资者（以及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取向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呼吁政府采取旨在更好地调整这些利益的税收政策。例如，管理者成功地让董事会（进他们曹总2而当选）投票赞成其高得离谱的薪酬，这个现象导致克林顿政府提议并经国会通过，对公众持股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超过100万美元（不是基于绩效标准）的薪酬征税。这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公司的应对措施是，向高层管理人员派发股市红利，这似乎使薪酬是以绩效为基础的。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的以绩效为基础，因为股票市场价格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总体宏观经济状况，比如利率以及经济是否处于繁荣期。因此，管理层因股票价格的上涨而获得奖励，而股票价格上涨根本不是他们的功劳。更糟糕的是，这会鼓励首席执行官们操纵他们向市场发布的信息，这样股市就会在短期内上涨，他们的薪酬也会上升。不到十年，基于“创造性会计”的公司丑闻层出不穷。在金融部门的过度行为和随之而来的崩溃之后，这场争论又被点燃，并且扩展到讨论公司最高管理层的薪酬高低和绩效标准的性质。（据报道，美国最高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比是日本的5倍多，而且几乎比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