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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罪犯可以说重新获取自私的利益，把它从契约的法律中或者说从由契约建立的法律中抽取出来，使它的价值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相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不是逆自然的倾向而动吗？难道他不是背逆自然的发展及其内在必然性吗？因此，难道人们不是在罪犯身上看到了在社会实体内部自然的回流吗？社会实体通过契约和对法律的服从放弃了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的人难道不正是反常的吗？因为他的特性就是不知道利益的自然发展。他不知道这个利益的必然趋势，他不知道他的最高利益就是接受集体利益的游戏。难道我们不是将看到这样一个自然的人吗？他自身具有森林中的古人的性质，承载了社会出现以前的这整个根本的古代特性，他同时又是一个反自然的个人。简单说，罪犯难道不是反自然的自然吗？难道他不是畸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