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精神疾病 280

福柯认为，这种“大监禁”远远超出了物理隔离的范畴。它代表了疯癫状态的退化。迄今，由于其独特性，疯子具有一种迷人的力量：神圣的蠢人、天才和小丑道出了深奥晦涩的真理，疯子喧嚣，常人倾听。然而，一旦制度化，疯癫的所有这些诱惑性、诡异的尊严及真相就被剥夺了。它从一种积极的状态（“疯癫”）沦为一种消极的状态（“非理性”）。就像动物园中的野兽被关在笼子里一样，疯子被关进疯人院，因而他们很容易被看作动物而不是患者。
福柯对理性时代监禁疯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点太夸张。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巴黎的制度化管理激增。在整个旧制度时期，专制政权继续对疯子进行集中管制。后来，根据后期的《拿破仑法典》，省长承担这些任务。一个家庭中如果有疯了的亲属，可从皇室当局获得一张秘密信札，由此就可对疯子进行合法的监禁；类似的官方许可剥夺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
但其他地方的情形差别极大，政策各异，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管理政策。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俄国几平没有任何公立的精神病院。此前，即便管制疯子，也是关在修道院中。在1850年前，欧洲大部分农村地区，如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或巴尔干半岛各国的衣村里，疯子很少住在精神病院。到19世纪末，葡萄牙全国也只有两所精神病院。
即便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人口稠密且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也无法轻易实行福柯所说的“大监禁”模式。通过立法实施的监禁来得很晚，直到1808年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公众筹款，修建县级精神病院。到1845年，即福柯的所谓“大监禁”开始后近两个世纪，才强制建立精神病院。这方面的数字不一定可靠，不过，可以看到，在1800年前后，英国当时全国人口大约一千万，精神病院中看管的人却不到五千人，也许还有同样多的人被关押在济贫院和监狱中。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英国的统治精英认为精神错乱或“非理性”对公共秩序构成了骇人威胁。
实际上，在英国，精神病院的兴起与其说是国家之举，不如说是繁荣的商业社会中的一项服务业。在1800年，精神病人主要被安置在自由市场经济运作下的营利性的私立精神病院之中，当时人们直言此为“疯子生意”的一部分。直到1850年，英国受监禁的精神病人中有一半以上仍关在私立机构中，有的条件不错，有的很差，有的一般。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为了既得利益，精神病院经营者和病人家庭都对此保密），但私立精神病院在17世纪中期已落地生根。当乔治·特罗斯这位来自埃克塞特的年轻商人于1650年（可能是由于饮酒）发疯时，他的朋友们就将其捆起来，用马送到萨默塞特郡的格拉斯顿伯里的一个家伙那里，此人开了一间供疯子寄宿的房子。此后不久，伦敦的多家报纸开始为私立精神病院刊登广告。有几家高级的精神病院提供奢华的条件，收取昂贵的费用。在1792年建于苏塞克斯郡的泰斯赫斯特精神病院中，有钱人可住单间，有自己的厨师，可以骑马纵狗打猎。但大多数早期的精神病院为寄宿者提供的至多也只有斯巴达式的简单条件，最差的精神病院条件很糟糕，对穷人尤其差。伯利恒精神病院受到了普遍的批评。但是，把收入精神病院说成是惩罚可能有点不公平，且犯了时代错误。精神病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进行隔离。收入精神病院的首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隔离是为了危险的精神病人的利益，保障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加治愈的可能性。从18世纪中期起，心理治疗学中出现了新的信仰。由此产生的主张是，对精神病人应该予以监禁，因为集中治疗有利于恢复。作为机械哲学和疾病医学模式的倡导者，18世纪的医生着手研究精神错乱在身体上的体现。
好家伙，现在说到格拉斯顿伯里我只知道音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