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

        我们为什么要更加关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效率）的不平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为什么要有特定的联邦计划来减少这种不平等？如果我们想要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为什么不干脆征收一种更加累进的联邦税，让个人选择如何花钱？如果人们想生活在那些在地方公共产品上花钱较多或较少的社区，为什么要拦着他们呢？这些问题与前几章提到的问题类似，即政府是否应该制定具体的政策，以减轻获得特定产品（如药品、食品和住房等）的不平等程度。特定平等主义概念被引入，即某些商品的消费不应取决于一个人（或其父母）的收入或财富。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最有理由认为人人都应平等得到的一种物品。然而，可以提出若干理由反对旨在减轻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平等的计划。
        1.消费者主权。第一个理由是标准的“消费者主权”论点：人们应该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联邦政府不应该把其对食品、住房或教育的偏好强加给地方社区。旨在减轻地方公共产品提供不平等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扭曲了消费格局：与向个人提供现金的再分配计划相比，这可能会导致“地方公共产品”的消费增加，私人产品的消费减少。分类补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效的）会扭曲地方提供的产品组合，比如可能导致更多的教育和城市改造，更少的日常污水收集。只要有这种扭曲，就会有无谓损失。
        这种消费者主权论点尽管很重要，但对于某些地方提供的产品来说还不那么强有力。例如，中小学教育的决策不是由个人而是由其父母作出的；地方公共产品的决策是通过政治程序完成的，未必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此外，消费者主权论的大部分论点都是这样的看法，即个人都是见多识广（信息灵通）、理性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家长们都不怎么了解学校的各方面质量，即使他们可以选择，通常也会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学校。
        2.针对社区再分配的难点。第二个反对社区间（地方、州）再分配收入的计划的理由是，这些计划缺乏针对性。大多数社区由穷人和富人组成。旨在把资源再分配给一个平均收入低的社区的计划，可能只是使其税率降低，因此，该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贫穷社区里的富人。相反，有些计划，诸如学校午餐计划，把收入再分配给儿童，这比旨在再分配家庭间收入的计划可能更有效。
       3.选址无效率。第三个理由是，社区间再分配收入计划会导致选址无效率。这扭曲了人们住在哪里的决策和企业在哪里落户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