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历史地看待历史
我们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往后回望，诸葛亮却只能站在建安十二年往前眺望；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并拿来检验那个原初的构想，诸葛亮却是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勾勒出一种清晰的前景与远景。所以，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史论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怀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原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地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只想保了
吕蒙适时地促使孙权将江东的事业定位调整成保据江东的霸业。这意味着江东根本利益发生了调整。根本利益发生调整，阶段性利益也会发生变化。荆州——孙刘联盟的衔接点，既是孙刘阶段性利益的交汇点，又是双方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冲突点——在江东事业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江东早先的帝业规划中，荆州的地位是被置于一个比较长远的进程中衡量的；但从保据江东计，荆州的地位就变得存亡攸关。而刘备这位盟友的作为并没有让孙权感到安全。对于江东的安全来说，来自长江上游的威胁更甚于来自长江北面的威胁。
复兴谁的汉室
复兴一个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几乎不可能，复兴一个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又不能公开言说，于是，《隆中对》里便只好笼统地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毋宁说，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搁置了究竟是要复兴一个由谁代表的汉室的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表达出来的这套规划里，最高政治目标是模糊的。
江东：从桓文之业到新的帝业
江东事业，从一个意在“东据吴会”的渡江行动，先是被拔升为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进而被拔升为成就江东新的帝业，最后才被拉回到保据江东的霸业。
周瑜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吕蒙则将江东事业拉回保据江东的霸业上来，从而将江东事业推向第三种定位。
第五章 刘备取益州
地方坐大
此前，州刺史只负监察的职责，权力较轻；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派朝廷重臣出任州牧，掌握一州军政大权，以利于稳定地方。开始，刘焉意在交趾牧。时为侍中的益州广汉人董扶精于图谶，他私底下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乃改求为益州牧
刘焉父子未能获得益州本土士民的信任，只好依靠外来流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东州兵侵暴不法的行为采取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而这又会加剧主客矛盾。刘焉、刘璋父子不能辑和主客矛盾，从而导致原本拥护他们的益州士人如贾龙、赵韪，后来都与他们兵戎相见；而追随他们的客籍人士中，就连与刘焉世家通好的庞羲，也互生嫌隙。
在张松、法正设下的这个双重布局中，益州的士民们看到的是，刘备入蜀将帮他们讨伐汉中的张鲁；刘璋看到的是，他在益州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张松、法正看到的是，益州将迎来一个新的主人。
刘备反目袭刘璋
是这样
刘备既然是表示“欲信大义于天下”，就应该先伸大义于益州。根据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说法，讨张鲁与拒曹操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刘备能自然而然地将讨曹灭贼、复兴汉室的政治主题赋予在讨张鲁的行动之中。这样取得的益州才是他日后复兴汉室的基业。以这种方式取得益州，无须付出与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反目的政治代价，也不会在孙权方面留下“猾虏乃敢挟诈”的负面印象。
他的政治水平甚至比不上刘备本人
庞统在刘备集团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帮刘备规取益州。他参与了刘备取益州过程中几个重要环节的决策。从他在涪城建议刘备袭擒刘璋、在葭萌给刘备提出的三策看，庞统实在称不上王佐之才。他的政治水平甚至比不上刘备本人。
刘备取益州的善后措施
刘备进城之后，任由士兵们抢掠府库及百姓财物，甚至欲瓜分百姓田宅，以大量财物赏赐将士，俨然大业已成，论功行赏。那时候，他显然忘了，高祖如何因之以成帝业。为复兴汉室大业计，他应该安抚益州士民，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向他们征调赋税和劳役、兵役，这样才能将益州经营为日后复兴汉室的基地。
刘备这样处置刘璋，既不妥当，在政治上也不够明智。益州虽已夺占，但刘璋其人并非没有政治价值
如果刘备妥善地安置好刘璋，那么，在他援引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这一模式称汉中王时，以刘璋代表原益州集团，显然更符合同层级诸侯推举的模式，也更能发挥绥抚蜀中旧人的作用。
刘备取益州对孙刘联盟的影响
看来，刘备反目攻刘璋，是孙刘联盟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孙权正承受曹操大军南下的压力，所以未便采取行动。不过，已有迹象显示孙权开始对刘备不信任。一个表现是孙权派人迎妹还吴
是这样
孙权愤怒地感到自己被刘备欺骗。建安十五年，孙刘商议调整荆州的地盘，刘备敷衍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促成孙权转让南郡。孙权接受了，他让出了南郡。刘备旋即将回应孙权取蜀提议的说法，调整为声称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不应该自相攻伐。孙权也接受了。刘备声称帮刘璋讨张鲁而率军入蜀，孙权还派兵协助。他不曾以一兵一矢加于张鲁，却对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操戈相向。他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而他本人却以武力夺占了益州。在孙权看来，刘备言行相违的背后，只为一个目的：在分享荆州之利后，单独占有益州。
第六章 借荆州的是与非
孙权要从“借地”入手，因为他确曾借地给刘备。因为有当初的“借地”，所以“讨还”也就成立；但是，仅仅讨回他借给刘备的土地，并不能令他满意。因为只有南郡是他借给刘备的，若只讨回南郡，孙权在荆州所占的地盘仍比刘备少，而且，在刘备已经占领益州的情况下，南郡夹在益州与荆州的江南四郡之间，并不是一种安全的态势。鲁肃的谈判辞令中，只说到“但求三郡”，而不曾提到南郡。
孙权在刘备处境更被动的情况下没有乘人之危，还在东线发起牵制性进攻，以配合刘备应付汉中方向的危机。这表明，在曹操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双方不免会有利益上的矛盾，但只要联盟政策恰当，维持联盟仍然是可能的。
刘备称汉中王
讨曹灭贼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刘备的身上，为使刘备更好地领导这一事业，有必要封刘备为王；但鉴于汉帝被挟持于曹操之手，为使刘备称王具有合法性，在程序上援引了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
上汉帝表上的名单次序问题
上汉帝表上的那些人的官职为刘备所任命，这表明刘备与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却以此来表明称王之必要，实在有些勉强。难怪王夫之说刘备的志望不过是“乘时以自王而已矣”
刘备称王与孙权的关系
郑泉代表江东表达出的立场是，曹操父子攘夺汉室，刘备身为汉朝宗室，不为海内率先讨贼，反而自先称王称帝，未合天下人对他的期待。称王原是为了“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但刘备称汉中王，非但未能置孙权于能够“相率”的地位，相反，还将联盟推向了分道扬镳。即使刘备真的认为称王是为了更好地从事讨曹灭贼的事业，他也应该认真考虑孙权与这一事业的关系，更应该认真考虑他称王与孙权的关系，至少应就此事与孙权做充分的沟通。可是，他没有。
第八章 第二次荆州风云
关羽北攻襄阳，刘备假关羽以节钺，此事不可能由费诗临时承制而授，显示刘备不仅事先知道，更将此举视为代自己行王者之诛，作为刘备称汉中王后“扑讨凶逆”的行动体现
蜀，小国尔，名将唯羽
关羽北攻樊城、襄阳，开局非常顺利。入秋后，他借水淹七军之机擒于禁，斩庞德，遂围曹仁于樊城，围吕常于襄阳。中州一带也出现骚动。《蜀书》载，“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样的影响，不免让人倾向于从中原方向去展望关羽的目标所指，进而联想到关羽是不是已经在“将荆州之军以向宛、雒”。
孙权背盟袭荆州
精辟
周、鲁二人都以成就江东帝业为政治上的目标，所不同的是，周瑜试图撇开孙刘联盟，而以雄心勃勃的军事进取单独追求江东帝业，鲁肃则认为在一定阶段内，江东帝业需要孙刘联盟。吕蒙只是在对孙刘联盟的认识上与周瑜相近，在政治目标上却是大相径庭。吕蒙的目标是保据江东。至此，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又发生一次转折
曹操一方面要以救援曹仁的名义调走淮南的驻军，另一方面又并不让他们开赴襄阳前线，他本人更不能亲自南征。调开淮南的军队，孙权才敢放心地调遣东部的军队，倾力去袭荆州；不让这些援军开赴襄阳前线，是为了让关羽仍然觉得破城有望，继续在襄阳、樊城逗留，从而授孙权以可乘之机。于是，我们看到，建安二十四年秋冬之际，曹操方面声势浩大的救援襄阳的调兵行动，变成了在摩陂的一次大阅兵。
这白衣渡江和当街杀天子一样。。。
所不同的是，当年周瑜要进攻的是曹操，而吕蒙要进攻的是关羽；这也是四年前吕蒙率军西进的线路，所不同的是，这一回，吕蒙将精兵隐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们全都穿上白色的商人衣服，还派人先破坏了关羽在沿江设置的屯候。吕蒙的大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便抵达公安、江陵。吕蒙派人说降公安守将士仁、江陵守将糜芳，二人开城投降。就这样，关羽自恃守固的公安和江陵二城被吕蒙兵不血刃地拿下。
这真的是。。。
可是，在回军的途中，也许关羽仍存有侥幸心理，他多次派使者去江陵探听动向，这为吕蒙提供了瓦解关羽军心的绝好机会。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周游城中，挨家挨户探问将士家属，帮他们捎带书信。使者回去后，在军中传播开吕蒙安抚百姓、优待家属的消息，于是，关羽军中将士全无斗志了。关羽自知势穷，乃西保麦城。
当江东很快就将关羽的首级送来时，曹操心里一定充满了失望。曹营的将士都应该记得关羽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的神勇，却不曾想到这位神勇的将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刘备的战略检讨
关羽攻襄阳时，刘备已经取得了汉中。这意味着，在一定阶段内，他在西线的发展已到了一个相对的限度；汉中是曹操明确放弃的，这意味着，刘备可以从西线腾出相当的兵力，而不会承冒太大的风险。可是，刘备一方面假关羽以节钺，以示对关羽攻襄阳的支持，另一方面却让关羽以不足的兵力去追逐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目标，势必会让这支军队原有的另外一个使命——防范江东——被忽略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
从荆州文武官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即归附孙权看，关羽“骄于士大夫”是诚然有之。就拿南郡太守糜芳来说，他自徐州时期便追随刘备，其妹为刘备夫人，其兄糜竺亦为刘备所优宠，兄弟二人的身份可以说是无嫌无疑。关羽与糜芳的关系却处理得很差，致使糜芳“私好携贰，叛迎孙权”。为将者“善待卒伍”，旨在凝聚军心，增强战斗力，即孙子所说的“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关羽在最后关头却只有十来人追随，从这一情况看，关羽是否真的“善待卒伍”，恐怕也成问题。刘备在战略上的失策，经由关羽平庸的统帅才能，遂在荆州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孙权的政治代价
孙权为袭荆州，向曹氏称臣。他得到了刘备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在中原，他再也没有政治信用了
建安初年，孙氏兄弟为刷洗与袁术的关系，跟曹操走近，借此重建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公开决裂。那时，他骂曹操是“汉贼”，称自己是“为汉家除残去秽”。现在，他为袭荆州，向曹操称藩劝进，劝曹操代汉自立，曹丕代汉后，又向曹丕称臣，他再也不能骂曹氏为汉贼了。纵使他打定主意，日后要摆脱曹氏，但是，在中原，他再也没有政治信用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称江东鼠辈
拜赐于曹丕政治与权谋方面的平庸，孙权才没有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当他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唯曹丕以“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
第九章 刘备称帝
汉室依然享有天命；他建立的这个政权已代表汉室；刘备将继承汉家二祖，恭行天罚，讨曹灭贼，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这是刘备帝业合法性的核心论述。
对刘备帝业的非议
但是说这话都没死 可见蜀汉的内部
谯周从杜琼的这套“取类而言”的学问中受到启发，并且“触类而长之”。他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刘氏祚尽的结论。他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刘备名字中的“备”字，可解释为“具”，即完、尽的意思；刘禅名字中的“禅”字，可解释为“授”，即授予、禅让的意思。按谯周的解读，刘备父子俩的名字连贯起来，等于是在说：刘氏的历数已到尽头，应该禅让给他姓了
从刘备取益州到他称帝，直到这个政权的终结，巴蜀本土一直有部分士人对刘备父子并不认同，对这个政权并不认同。政治上的不认同，自然会削弱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过，在客籍集团尚能控制蜀中局势时，杜琼、谯周等人的政治观念，表现在言论上，只能是私下议论；在行为上，只能是消极抵制。如杜微的装聋作哑，“闭门不出”，杜琼的“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反映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消极态度。
政治能力真的是
当时刘备所面临问题的精微之处，不是该不该称帝，而是称帝与讨贼孰更优先。曹丕通过禅让而代汉，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汉；宣明曹氏为篡汉，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称帝才具有合法性。当时，他哪怕在北伐的征途接受群臣的拥戴而称帝，其正当性都会更加具足，政治效果也会更好。而刘备在曹丕称帝后，既不曾北伐，也不曾声讨，显示他把自己称帝置于比讨贼更优先的位置，这削弱了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
巴蜀士人的背后非议和刘备属下的当面谏议，反映出刘备帝业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厚实。称帝后的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汉室“天命”和刘氏“祖业”，才是对这些批评和非议的最好回应；唯有锐意讨贼，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才能得到最好的充注。
第十章 夷陵之战
实际上，从蜀汉的立场看，此时的魏与吴，充其量只是大恶与小恶的区别。曹氏篡汉，固然有罪，孙权向曹氏称臣、劝进，袭杀在前线奋力“讨贼”的关羽，又何尝无罪？
伐魏本应在曹丕初篡之时，否则，所谓“恭行天罚”，言之理已不直；伐吴则应在孙权初袭关羽之时，否则，所谓报仇雪耻，言之气已不壮
如果有什么因素削弱了刘备出兵的道义力量的话，那也不是他选择诛伐对象的优先次序，而是他本人称帝的行为。刘备在称帝之后才考虑征伐之事，那么，无论是伐魏还是伐吴，正当性其实都已受到削弱。伐魏本应在曹丕初篡之时，否则，所谓“恭行天罚”，言之理已不直；伐吴则应在孙权初袭关羽之时，否则，所谓报仇雪耻，言之气已不壮。
在中原则只会让人看到他自王自帝的私心
可是，汉献帝只是禅让退位，被曹丕供养得好好的，刘备却宣布他已死，自己称帝。编一个这样的传闻，在巴蜀地区或许能行得通，在中原则只会让人看到他自王自帝的私心。这会大大削弱他在中原的号召力。
首先，诸葛亮是不倾向于伐吴的，毕竟这跟他“外结好孙权”的观念相悖。但是，他显然也没有全力反对。或许，他知道，即使反对，也未必能阻止。况且，公然破坏联盟的是孙权，而不是刘备。另外，诸葛亮可能也没有想到，东征就一定会失败。总的说来，伐吴固然不是上策，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刘备在荆州的民心基础原本较孙权要好。在孙权背盟袭荆州之后，是非曲直的道义评判是有利于刘备的。孙权虽然袭取了荆州，却在道义上自陷困境。孙刘曾共同骂曹操为“汉贼”，而现在孙权却向“汉贼”屈膝投降，称藩、劝进，背弃联盟，袭杀关羽，这至少也是在助“曹”为虐。在当时，“讨贼”诚然是最大的政治主题，征讨助贼为虐的孙权，也是讨贼事业的一部分。如此定性，刘备才能占据道义与政治制高点，增强对荆州士民的号召力，减少蜀汉集团内部认识上的不一致。刘备伐吴之战，纠缠在报仇与争地这一层级，致使其战略水平从一开始便趋于低下。战事既开，更因孙权的“请和”而愈趋模糊。
孙权还是有手段的
孙权求和之举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能否得到刘备的谅解而达成和好，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求和过程，成功地凸现出一个负面形象的刘备：为一己之私，怒而兴兵。孙权的求和之举，是一手成功的政治牌。通过这手牌，孙权成功地将各方看待眼下孙刘之争的视域定位在报仇与争地上，避开了自己背盟降曹的政治软肋，消解了刘备的道义优势。
夷陵之战的战略检讨
跟江东相比，蜀汉的水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不占优势，所以，刘备的大军“缘山截岭”而进，而不是顺流直下，恐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上游之势而不用
刘备若以此策略对孙权造成一定的干扰，牵制孙权增兵正面战场，这还说得过去；指望它从南侧翼打破正面的僵局，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有了这个指望而懈怠了正面决战的斗志，这就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刘备北不强攻夷陵，南不强攻夷道，被吴军卡在崎岖的山岭间，形格势禁，却指望湘西形势的改观带来整个战局的改观，以至于让数万大军在盛夏时节暴晒于长江流域酷热的艳阳下，兵疲意沮，坐等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命运。这是刘备在猇亭惨败的战略方面的原因。
刘备却没有采取这种战略，他越过夷陵东下。这样，陆逊只要坚守夷陵，便犹如面向蜀军竖起一面板斧，蜀军愈是深入，军势之被割裂也便愈深。所以，陆逊看到刘备“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觉江东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十一章 永安托孤
刘备托付的重点，不是强调复兴汉室的目标必须完成，而是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开展。他实际上是在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线。因为北伐讨贼的事业，攸关蜀汉当前的内外危机，攸关蜀汉的盛衰与存亡。刘备称帝时，以“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来表明刘氏仍享有天命，他是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者，他将“恭行天罚”，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现在，蜀汉遭遇空前的挫折，刘备本人也行将死去。这一情势将引发的最大危机是其帝业的合法性危机。帝业的合法性危机，不仅仅关系到复兴汉室的事业还有没有希望完成，更直接关系到蜀汉现有的这点基业能否保住。
当一个政权不再让人相信它有道理该存在的时候，它离消亡就不远了
那么，天命是否真如刘备称帝时所宣扬的那样仍垂青于刘氏？如果刘备再死去的话，那么，他所宣称的将像刘秀那样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又如何可能？可以说，夷陵惨败和刘备之死，动摇了他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所阐述的那整套道理，那套道理是他帝业合法性的核心论述。当一个政权不再让人相信它有道理该存在的时候，它离消亡就不远了。
如若偏安，就等于自证其为非王业。如果不北伐讨贼，就等于是承认汉室已为他人攘夺，刘氏已为他姓所替
“汉贼不两立”，是因为天命的唯一性，赋予了天下以“王者无外”的整体性，所以，汉与贼不能两立而并存；并存则消解了自身为天命垂青的正当性。“王业不偏安”，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王业”自我赋予了光大普世的属性，不能光大的事业不是王业；如若偏安，就等于自证其为非王业。如果不北伐讨贼，就等于是承认汉室已为他人攘夺，刘氏已为他姓所替。对于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这无异于取消了自身存在的依据。
蜀汉当下的危机，是帝位可能被取消，而不是被取代
有人把“君可自取”解读为刘备授权诸葛亮在必要时可以自取帝位，这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刘备的帝业其实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天下的绝大部分不在刘氏的手中。蜀汉当下的危机，是帝位可能被取消，而不是被取代。若刘备相许相授的是蜀汉现有的这点基业，则帝位不论是在刘禅还是在诸葛亮手里，这点基业终将萎缩
也有道理的
认为刘备以诸葛亮和李严并受遗诏辅政，意在团结蜀汉集团中的新人与旧人，俾使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但田先生将“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解读为刘备给诸葛亮以特殊授权，防备李严凭借其威望促成旧人异动的潜在可能，刘备的托孤语意在防范以李严为代表的蜀中旧人。如此安排，才能够既发挥李严稳定旧人的作用又能控制李严而不受其掣肘。
蜀汉政权的存亡与盛衰，取决于复兴汉室的事业能否光大
在蜀汉新受重挫、刘备行将死去、蜀汉内外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能否消灭曹氏、复兴汉室，不是刘备所能逆睹的事，因而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但他却看清楚了，蜀汉政权的存亡与盛衰，取决于复兴汉室的事业能否光大。北伐讨贼是这一事业光大的最好体现。在北伐讨贼的旗帜上高扬起来的是汉室。只要汉室的信念仍在，蜀汉政权就是合法的。复兴汉室的事业愈是光大，刘禅愈是不可能被取代
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
关于汉室天命解读的理据，巴蜀的两位硕学通儒与曹魏的谶纬理论大师，竟然英雄所见略同！身为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叙述这点的时候，竟然没有表示一丝惊讶！
第十三章 诸葛亮主政
未踰年而改元是其措施之一
诸葛亮初主蜀政，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就是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增进对汉室的认同。如此，才能稳住这个政权。其时，内有对蜀汉帝业合法性的疑虑，外有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内外危机深重，诸葛亮亟于让蜀汉焕发出一种新气象，未踰年而改元是其措施之一。改元建兴，就是要让复兴汉室成为蜀汉最鲜明的政治主题。
很容易给人这样的观感——大汉帝国即巴蜀，巴蜀即大汉帝国——从而给人以保据偏安之嫌，进而对复兴汉室的事业产生消极影响
在蜀汉政权实际统治的益州，州级建制虚缺，很容易给人这样的观感——大汉帝国即巴蜀，巴蜀即大汉帝国——从而给人以保据偏安之嫌，进而对复兴汉室的事业产生消极影响。诸葛亮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谓巴蜀乃益州之地，而益州乃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之一。这样，就将巴蜀置于大汉帝国完整的天下图景之中；如此，蜀汉在巴蜀的统治才不是割据偏安。
诸葛亮主政后，致力于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此时，他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在昭示巴蜀乃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一部分，蜀汉在巴蜀的统治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而非割据偏安。他将致力于北伐，复兴汉室，光复被攘夺的汉室天下。
第十四章 联盟的政治问题
相当之尴尬
在江东内部，孙权都觉得“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在联盟间，这更是一件尴尬的事。他与曹操本为姻亲，却以骂曹操为“汉贼”而与之公开决裂，跟刘备结盟抗曹；后又降曹称藩，接受曹魏的封爵，而与刘备对抗；现在，又背弃曹魏，转而与蜀汉恢复联盟。孙权再次背曹时，曹丕便在给他的信中以“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指责孙权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吴蜀双方虽以利害上的考虑而再次走到一起，但回头面对那段经历，总是一件尴尬的事
政治信用的破产
概言之，孙权以降曹为代价而背盟袭荆州后，他事业的极限就只能是保据江东了。而他又想称帝，以强化他与江东士民的君臣名分，巩固他在江东的统治。他的政治版图，仅限于江东一隅之地，无缘于中原，也无缘于巴蜀。想要称帝，仅靠谶纬祥瑞之类的造势，究是不够。他得有一套完整的帝业合法性论述。天命是帝业的最高依据，没有一个完整的天下图景与其帝业相洽，帝业的天命论证终是无法自洽。孙权称帝的合法性究是不够具足。
将一段背盟的历史作如此解释，才与吴蜀关系的现状相适应，而不损害联盟关系。《蜀书》叙述那场冲突的原因时，多述作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愤而兴师，可能也有类似的原因。
第十五章 诸葛亮北伐（政治）
后世稍稍知书者，莫不朗朗成诵
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后世稍稍知书者，莫不朗朗成诵。其中最感人的是诸葛亮明其素志的部分。诸葛亮兄弟飘零于乱世，躬耕于山林。刘备不以他年轻位卑，先是三顾草庐，后是遗命托孤，诸葛亮感其知遇之恩，遂许以驱驰，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士子，就此契入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因缘际会，承担起继绝兴微的历史使命。
给了汉朝一个体面的结局
当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时，往昔的一幕幕——从当年躬耕陇畝，“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到刘备三顾草庐，相与纵论天下大势；从当年败军之际的危难中出使江东联孙抗曹，到在刘备病榻前涕泣说下“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浮现在他的脑海。而今，北望中原，深感时不我待，是以决心庶竭驽钝，去完成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使命。那夙夜忧叹的身影，千载而下，犹能让人感受到诸葛亮矢志报效一种使命的孤忠和热忱。这一使命虽然没有完成，但他以其政治智慧和执着努力，赋予了那个时代以政治主题，最终使他自己连同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亮色的风景。对有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代士人们来说，这种情怀，或许可望；这种际遇，却不可即。唯其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这篇文章能唤起人同情，又让人报以寄托。这大概就是《出师表》传诵千古的魅力所在吧。
《华阳国志》载：“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四英相中，诸葛亮亲自主持北伐的事业，董允主宫中之事，蒋琬统留府之事，至于费祎，入则为侍郎、侍中，出则为参军、司马，调和文武，又办外交，频繁至吴，奉使称旨。这是蜀汉政治最好的一段时间。
诸葛亮处置李严，只是要消除李严对北伐大政的消极作用
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将李严案解读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放在上述背景里看，同样是废黜辅政大臣，诸葛亮对李严，既未罪及其家属，更未有夷三族的酷烈杀戮，甚至未见波及李严部属，谈何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换句话说，诸葛亮处置李严，只是要消除李严对北伐大政的消极作用。诸葛亮病逝后，李严也激愤发病而卒。他知道，唯一可能再起用他的人只有诸葛亮
作为主政者，将不同的利益集团整合成同一个政治集团，难道不是其职责所在吗？能完成这种整合而又不自伤元气，难道不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吗？
时人论史，过于看重蜀汉人事中的主客新旧之别。蜀汉建政之初，主客新旧人事的存在或为这个政权所要面对的事实，也是其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基础；但作为主政者，将不同的利益集团整合成同一个政治集团，难道不是其职责所在吗？能完成这种整合而又不自伤元气，难道不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吗？
北伐是信念之战
似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充盈在诸葛亮的胸怀
刘备遗命后主兄弟，对诸葛亮事之如父。诸葛亮对后主反复叮咛、谆谆教导时，他确实表现出父执辈的尊严和慈爱；而在念及自己就要远出北伐时，竟然“临表涕零”。回顾生平明其素志的部分，辞情感人。那一刻，似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充盈在诸葛亮的胸怀。知其不可为而毅然为之，唯有生死以之。
东吴：这话难道是在说我？
因此，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
第十六章 诸葛亮北伐（军事）
时不我待
楚汉相约鸿沟为界，原是在双方对峙最胶着之时，谁也无法突破僵局。鸿沟为界之后，项羽的撤军几乎变成了一种崩溃。汉军追击，楚军迅速溃败，刘邦统一天下的进程大大缩短。韩信主张及时还定三秦，张良主张及时追击项羽，正基于对“民志”的把握。
发育速度就不一样了
若诸葛亮以蜀汉国小力弱，继续选择闭关息民，蓄精养锐，积累力量，则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势必愈趋稳固，天下人对于汉室的记忆也将愈渐淡远。民习于安，或许也就真的接受了政权更迭的天命前提——天命已去于汉。那时，诸葛亮要想以复兴汉室为号召，其号召力势必更加微弱
北伐大战略
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在祁山遣使联结轲比能之时，他面前的北伐形势图上，豁然展开这样一种前景：曹魏与吴蜀对抗，以合肥、襄阳、祁山三城所支撑的战略防御体系，屏护五都——洛阳、谯、许昌、长安、邺城——所支撑的中原腹地。蜀汉若割断陇西，打通单薄的北地、安定二郡，即能与轲比能的鲜卑势力相接。以轲比能“控弦十余万骑”的实力，加诸游牧民族在作战机动性上的优势，足以袭扰曹魏的整个北境。南面自三峡以下则有盟友孙权“掎角其后”。这样，北、西、南三面形成一种连贯的态势，从外围压缩曹魏的空间。蜀汉在占领陇西之后，可以沿渭河—黄河这条轴线，从陇西向关中、中原一步步推进。
首次北伐的战略检讨
诸葛亮既然选择陇西作为北伐的阶段性目标，当不至于暗昧到不知陇西在魏蜀战争中的地位和攻守的要点。诸葛亮将未能“临事而怯”作为兵败的原因之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开局顺利的大好形势下，蜀军从上到下滋生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以为可以从容略定陇西，再转身堵塞陇坻，面向关中；对魏军的反攻——尤其是魏军作出反应的速度——未做充分的估计，未能优先选择阻断陇山隘口，以至于让大好的北伐形势转瞬即逝。
纵观魏延行事，他虽然作战骁勇，但确实不是韩信那样兼具政治头脑、战略眼光和战术才能的大将之才。在丞相死后他还认为这场仗能继续打下去，显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于座中动辄“举刀拟仪”，与杨仪发生矛盾时蜀汉高层文武全都支持杨仪，显见他不能辑和上下
用兵以奇正，时间上的密切配合至关重要；而要做到密切的协同与配合，信息的快速传递又至关重要。否则，兵分奇正，就只能是徒然分散兵力，而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诸葛亮虽将蜀军在箕谷的失利归纳为“箕谷不戒之失”，但基本情势的不利在兵败之前即已存在。箕谷的失利，只是将陇山和秦岭的地理形势对蜀军用奇的制约显现出来了。诸葛亮日后出兵，不再用奇，当与他本人对第一次用奇失利的反思性认识有关。随着诸葛亮军旅屡出，秦陇地形对蜀军粮草运输造成的制约日显突出。若不能因粮于敌，则偏师出奇，与大军正出，面临同样的困难，而分兵只会给粮草转运的统筹组织增加困难。
北伐的挫折
悠悠苍天 何薄于我
巍巍秦岭都没能阻挡诸葛亮北伐的意志，司马懿自然不能使诸葛亮的意志屈服。但若是苍天的意志呢？那年秋风起时，诸葛亮病倒了。
不忍卒读
诸葛亮在病榻上交代蒋琬、费祎可继任大事，当李福再问费祎之后谁可为继时，诸葛亮闭目不言。那一刻，他对汉室的前途又作了怎样的预想？五丈原的秋风里，病困中的诸葛亮，可曾仰望苍穹，吁问天命……
第十七章 蜀政的衰落
孙吴倚重水军，必待春水上涨，才能发挥水军优势，所以，孙权多在四五月出兵；而对蜀汉在秦陇的作战来说，雨季的到来则意味着交通上的灾难。因此，吴蜀虽然多次联兵北出，但很难在时间上做到密切配合；如不能做到时间上密切配合，就很难形成“首尾掎角”之势。当然，孙权逐利而动的心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蜀汉建兴十二年那次北伐，孙权虽然也三路出兵，却是浅尝辄止。他不肯冒险远离水路作战，未曾经历决战即全线退兵。
从费祎的话里，可以看出蜀汉作此国策调整的部分原因。以诸葛亮的威望和才能，尚且不能北定中原，还于旧都，诸葛亮亡故后，蜀汉不再指望通过北伐消灭曹魏。调整之后，蜀汉国策的基本目标是“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蜀政的衰敝
诸葛亮是以复兴汉室的信念，提领蜀汉的内政，又以公忠平允的为政风格推行他的政策，他的信念和政策能获得蜀人的认同，所以，他虽然“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社会矛盾却相对较少。诸葛亮之后，复兴汉室的信念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蒋琬和费祎虽然“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所以，在用赦这点上，蒋、费二人也不得不一改诸葛成规，频频用赦
蜀汉从衰敝到灭亡，应归因于陈祗和黄皓的弄权擅政。不过，设非后主的原因，陈祗、黄皓何能至此？陈祗弄权十二年，后主痛惜至于流涕，死后追赠之荣，几可直追诸葛亮；黄皓操弄国柄，姜维欲除之，后主为之袒护，以至于姜维惧而求出避祸。
第十八章 蜀汉的灭亡
洛水都没脸了
太傅司马懿发动政变，诛大将军曹爽及其同党，均夷三族；中州震动。
当姜维与夏侯霸——当年汉贼的子孙——并肩作战，蜀人该如何认识他们在为何而战？若说北伐的意义仍是讨贼，那么，谁为该讨之贼？又为谁人之贼？在蜀人看来，姜维和夏侯霸这两个从曹魏来降的外来者，极力将巴蜀与中州政治牵连在一起。然则，司马氏攘夺曹氏，与汉室何干？与蜀人何干？当蜀人在“为何而战”的问题上愈渐迷失，谯周将姜维北伐指为穷兵黩武，也就愈易赢得广泛的共识。
最后的曙光
东望依依，丞相的坟茔久未扫洒了吧。丞相当年的期勉，言犹在耳。北伐的旌旗可还能再次扬起？北望陇上，母亲的坟茔墓木已拱了吧。桑梓在望，然而，何处是故国？他羁旅托国，又托于何国？他心存汉室，身在大汉，却恍如羁旅托国。在这个国度，复兴汉室的理想已然泯没，旗帜已然褪色。当复兴汉室的旗帜不再扬起，汉室就只能隐进历史。
蜀汉的败亡
可知司马昭的伐蜀战略即针对着姜维远戍边地而造成的战略破绽。他屯田沓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他既已侦知钟会治兵关中，纵然后主不增戍前沿要隘，他本人也应该迅速回军。此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一
在他打探到的几种传闻中，无论后主采取哪种方案，他都应该将钟会大军阻挡在剑门之外。巴蜀在失去汉中的外围屏障之后，再弃剑门险要，任敌涌入巴蜀腹地，则无论哪种方案实施起来都要困难得多。弃守剑阁，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二。弃剑门之险，任曹魏大军涌入平地，纵然后主愿意坚守成都，蜀汉也是大势已去。
最后的姜维
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通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1700年后仍为阿公守土
在历代兴亡的一幕幕剧本里，洛阳的铜驼荆棘，金陵的王谢旧宅，吴宫的高台麋鹿，都是诗家吟咏兴亡的好题材。蜀汉的历史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流传在蜀老的口耳相传中。仿佛，那段历史——其兴、其衰、其亡——是他们记忆里最堪咀嚼的一段往事。
历史呀历史
此时，逊位的汉献帝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他做了十四年的山阳公，卒于魏青龙二年（234年），而不是刘备编的那个传闻所说的建安二十五年。由于嗣子早逝，他的孙子刘康袭爵山阳公。新封的安乐公刘禅与袭爵的山阳公刘康，终于相会于魏廷。历史在四十三年前分出的那条线，绕了一圈后，又转回了原点。越明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安乐公刘禅与山阳公刘康，又一道列于晋廷，永为晋藩辅。
贪生怕死的腐儒
最令人动容的是刘谌之死。《汉晋春秋》载：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刘谌希望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但是，成都那班君臣的心里早已没有了汉室社稷。社稷不再，谁与同死？刘谌只有自己一死以殉社稷。昭庙里的哭声，成了汉室最后的回响。
余论
它的盟友孙权——只要可能——把它叫“蜀”，而讳言“汉”；它的敌人曹魏把它叫“巴蜀”——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政治名称
“大汉帝国在巴蜀”，意谓在巴蜀建立的那个仍把自己叫作大汉帝国的政权。“蜀汉”是后世对那个政权的一种方便的称谓，它的国号其实是“汉”；它的盟友孙权——只要可能——把它叫“蜀”，而讳言“汉”；它的敌人曹魏把它叫“巴蜀”——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政治名称。
从蜀汉集团的政治论述中厘清其政治定位，以政治定位为基准检点其政策策略的取舍，以蜀汉集团的兴衰脉络衡量其主要政策策略的得失，再以这种取舍、得失与兴衰的比照回溯其政治定位。最后归结到：政治定位如何影响一个政治集团的兴衰。
帝的合法性内核，就是天下为公
其德同天，乃能称帝。我们若剥去这一表述的神学色彩，不难发现，帝的合法性内核，就是天下为公。这是帝王政治合法性的源头。后世围绕它而衍生出的种种阐释，最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成为后世历代帝王们进行帝业合法性论述、争取政治认同的话语平台。
因为他们贼害仁义，这样的人叫一夫，诛杀一个这样的恶人，不叫弑君，而是伐罪 孟子远见
后来，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武王伐商纣王，都是以臣弑君的行为，这样做正当吗？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以臣杀君曰弑，有罪而杀曰诛。孟子先从价值的层面解构了夏桀和商纣王的君主地位，因为他们贼害仁义，这样的人叫一夫，诛杀一个这样的恶人，不叫弑君，而是伐罪。
多有道理
真正的利益是一种有规则的利益，而价值是规则的内化。所以，利益与仁义这类概念里所包含的价值并不矛盾。无论是对一个政治集团还是对一个企业，只要其事业植根于社会大众，就不能无视公义，违离价值。“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固然是人的本性，但是，将熙熙攘攘的众生联结成社会、让社会成为所有人实现利益的平台，却有赖于规则。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往往内化为价值，提升为公义。一个社会的解体，往往是价值的沦丧，公义的崩解。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的名号像汉一样频繁地被采用，这缘于汉在陶铸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模型方面的独特地位，也缘于汉室确曾实现过中兴，并且差点再次复兴。
是的 之后还有刘裕
如果刘备真的再次复兴汉室，古代中国没准儿会形成万世一系的皇权观念，即汉室永久性地享有天命
勉力撑起汉室天命的，不是刘备登基时的那一纸告天之文，而是诸葛亮矢志北伐的卓绝身姿
在此背景下，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实际上是在力挽汉室天命。唯有锐意北伐，才能宣明曹氏是盗是篡；曹氏是盗是篡，也就无德仰承天命；天命未改，被攘夺的天下才仍然是刘氏的天下。可以说，勉力撑起汉室天命的，不是刘备登基时的那一纸告天之文，而是诸葛亮矢志北伐的卓绝身姿。
蜀汉之令后世怀念，不是因为刘备，而是因为诸葛亮
可以说，蜀汉之令后世怀念，不是因为刘备，而是因为诸葛亮。王夫之就认为，就算刘备在汉室谱系中的世数能够弄清，也不配称汉高祖的子孙；但对于诸葛亮，则盛赞其心存汉室、矢志灭曹的孤忠，议论间往往情不自禁
身处逆势而冀图复兴
后世之所以尊蜀汉而赞诸葛亮，是把一种身处逆势而冀图复兴的希望投注在了诸葛亮身上；之所以作如是投注，还是因为诸葛亮在逆势里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卓绝身姿！历代之尊崇诸葛亮，若仅归结为他的忠君，实在是太过简单。
潸然泪下
放在——诸葛亮之于蜀汉、蜀汉之于汉室、汉室之于整个汉民族和汉文化——这样一个愈渐深长的历史视镜里，看诸葛亮北伐，我们看到：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力挽汉室天命；而在对汉室跨越千年的频频回望里，他勉力北伐的身影，最终投映成了对政治道统和文化命脉坚贞守护的形象。
己亥繁体版后记
第一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人花的代价有刘备那么高。刘备在受邀入蜀的前提下——这意味着他直接跳过了历来被视为畏途的巴蜀外围险要——居然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夺取巴蜀。第二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撑持的时间有蜀汉那么长久。从刘备称汉中王建立政权，到其子刘禅投降，蜀汉政权存在了四十四年，在历代据蜀者中，历时最长。第三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的收场有蜀汉那么轻而易举。邓艾以区区一旅偏师，前锋还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经迎送到了雒城。这个政权在走向覆亡时，都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这三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居然呈现在同一个政权的兴亡过程中。当我们把这个政权的兴亡脉络理清，不难发现：第一个现象，缘于刘备背信弃义，袭击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从而自陷于道义困境。第二个现象，缘于诸葛亮在困境中的卓绝努力，勉力撑持汉室天命。第三个现象，缘于蜀汉国策调整后在合法性上的自我消解。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所当做的是：让历史的学习，教会我们更好地生活。我所能做的是：用细致的工作，让历史的意义明白地显现
难得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所当做的是：让历史的学习，教会我们更好地生活。我所能做的是：用细致的工作，让历史的意义明白地显现
壬寅修订本后记
托翁说，古代的人可以“年高而享尽了生命”，因为他是站在生命的有机循环过程中；而文明人——其实应该说是现代人——永远无法抵达生命的巅峰，因为现代人的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那更高、更好的巅峰，永远处在无限的未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