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从海洋到草原

印度洋作为这些珍宝的主要产地，此时已经形成互动交流的网络。菲利普·博亚尔（Philippe Beaujard）称之为“统一空间”（a unified space）。一系列的周期和脉动促进了“统一空间”的产生，而“日益增强扩张”（incrementally increasing expansion）是其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共有特征（Beaujard 2005:411 and 446）(39)。
若从长时段勾画进入内亚和草原的珍珠，两种相辅相成的视角尤为有价值。第一种视角是最先由琳达·沙费尔（Lynda Shaffer）阐发的“南方化”（southernization）,即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之间印度洋沿岸文化特征向北传播，其中包括海洋产品和亚热带产品及其相关技术（Shaffer 1994: 1-21）。学者甚至会扩大这一流动的地理范围和时间深度，认为南方化是欧亚文化史的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基本特征（cf. Abalahin 2011: 683-88）。这种方法提供了另一个益处：对于自然和文化商品流通的考察往往关注东西轴线，南方化的论点则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南北轴线。
比鲁尼在他的宝石学专著的导言中指出，皇家饰物的作用有两方面：让人关注统治者的辉煌壮丽；同样重要的是，唤起臣民有朝一日分享到这些财富的渴望。因此在比鲁尼看来，统治者需要运用巨大的财富以稳固权力和实施有效治理。尽管时空细节有所不同，但方式总是保持一致：王权最直观地表现为物质财富的数量、质量以及多样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统治者命令其治下的世界必须上供最好的事物。
……中古时期的材料最容易引人联想，它们全面记载了外国宫廷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的展示方法。反复竞争性模仿，促进了欧亚大陆大多数宫廷文化的融合，增强了彼此之间的风尚和符号的辨识度与可读性。
蒙古人热情地接受了这些意象和创造技术……
所有展示中最壮观、惊奇之处，莫过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赐予臣仆及客人的珍珠的数目。现金与奢侈品的再分配是蒙古政治文化的核心。追随者期望与统治者和统帅们分享狩猎、劫掠、战役和贡物等收益。这些在他们精心策划的活动、盛宴以及贵族大会上得以实现。臣仆们也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在新年庆典上，大量的扈从人员纷纷向忽必烈进献金、银、宝石、珍珠等贺礼。尽管这些本质上属于交换，但统治者理应表现出或者至少表面上表现出更大程度的慷慨。为了履行这一义务，成吉思汗系帝王定期向依附者们大量地赠赐礼物，最常见的是镶有珍珠的华丽服装。
最引人注目的一些展示，实质上是集体性的。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军国大事而举行的漫长活动，设计数百或者上千的受赏者。…………伊利汗阿八哈1265年即位之后，“将无数钱财、宝石以及珍贵的服装分赐给后妃、亲王和异密们，以致所有的士兵都分占到了好处”。至此，我们掌握了一个经典案例，依次相连的是赏赐、真正的再分配，以及游牧民族基本的政治动员机制。借此，即便深处较低阶层也能获得赏赐——但不是直接得到，有时需要经过他们有福的领主之手。
失控的消费文化是很常见的故事，普遍存在于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之中，影响到社会所有阶层，而且绝非任何特定地点、年代和经济制度所独有。选取特定种类的显示身份地位的商品进行展示，是人类学家所谓“文化聚焦”（cultural focus）的副产品。“文化聚焦”现象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都是变革的主要根源。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最受关注，引发最多讨论的文化特质，也是变革最多，最精巧，最让人竞相模仿的（Herskowitz 1951: 54-46, 560）。而且其中最密集最奢华的竞争大多数发生在精英之间，尤其是涉及穿着和个人装饰时。……毫无疑问，蒙古宫廷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此类炫耀性的消费提供适宜的展示场所。
……在绝大多数案例中，相互攀比竞争的焦点通常是拥有“更多”。
由于12-13世纪蒙古人的宗教生活具有高度融合性，融合了腾格里的信仰、萨满教、日月崇拜、以及对众多地方神祇的礼敬，这毫不意外地使得他们的民族神话和帝国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复合性特征。而且，这也是长期以来草原传统的一部分。彼得·高登（Peter Golden）称，早期突厥人之中有显著不同版本的起源神话，有助于促进政治动员，在不同族群和语言的成分组合为游牧部落、联邦或国家时，提供了灵活性和“意识形态的保护伞”（ideological umbrella）。因为所有草原政权都是不同族群的结合体，所以起源神话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一笔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