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四节

同严复一样，梁启超用的“自由”一词，既具政治意义，也是哲学范畴。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说：“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精神上的奴隶比之身体受奴役更为可耻。
……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
让理性高踞在审判台上，将古今中外的学说都推到台前来受审——这是近代启蒙学者的革命气概和理性主义精神。
……在他看来，刚毅勇猛的人格，为理想而奋斗终生的志士，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的英雄豪杰，一定要靠宗教信仰和唯心论哲学来培养。……所以他认为，佛教最能培养独立不羁的大无畏的人格。
梁启超的唯心主义见解显然是芜杂的、肤浅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由于反对奴性，强调精神的自由和理性的权威，要求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而陷入片面性，导致唯心主义。因此，剥去其唯心主义的外衣，里面有着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