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词研究与近代新词

近代新词研究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语词是概念的载体，近代的新词是近代的诸种概念得以成立的物质保障。例如“自由”“民主”“个人”“权利”“义务”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键词；“原子”“分子”“细胞”等自然科学的术语，其概念的引介、确立、词汇化、普及、变异以及定型等历史过程的廓清不仅仅是词汇史层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所有冠之以“近代”的史学研究—近代史、近代科学史、近代东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史等—都将与之发生密切的关联。对许多近代的新学科来说，术语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因为新概念的表达基本是靠词语来完成的。对于上述研究来说，术语史的记述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而这样的研究毫无疑问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们的参与。因此，新词研究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我们甚至可以从书末参考文献中了解到，长期以来科学史等领域的术语研究一直走在词汇学研究的前面。近年，词汇研究和其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史的研究相结合，更为我们展示了崭新的成果和令人兴奋的前景。
近代新词的产生绝大部分并不是本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以外来新概念的导入为动因的，因此可以称为“外来影响词”。]对于这些词的研究，既有概念史，即外来新概念导入史的一面，也有词汇史，即新词形成史的一面。前者需要回答外来新概念，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来自西方的概念是怎样传入并被接受的：何人？何时？通过何种途径、手段（媒介）加以引介？引介的动机如何？外来的新概念汇入已有的知识体系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接受者是怎样理解和容受的？在容受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概念上的异变？等等。
在19世纪初叶，外来概念的引介主要是由来华传教士们担当的。当时中外人士的交流受到严格的限制，传教士们不得不采取书籍、传单等间接的方式进行传教，即“文书传教”。这些印刷品毫无疑问是以宗教内容为主的，但又不限于宗教。因为来华的传教士认识到：为了改变中国民众的信仰，首先必须改变他们视西人为蛮夷的陈腐观念，这就需要向他们介绍西洋的各种情况，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部分世俗性的内容，受到传教士个人专长、兴趣的影响。同时，现实生活也使传教士们深深体会到中西文化、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那些令传教士们深恶痛绝的制度和现象，被不厌其烦地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提及，希望中国也按照西方的办法行事，传教士们认为这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正是这种宗教的理由使传教士们在出版书籍引介近代西方新概念上表现了极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