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经济秩序的再造

帝国经济秩序的再造：科举
皇室家庭和农业家庭都是在家庭的自然生命周期基础上进行再造的，但每个帝国的政治经济都需要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来再造自身。在帝制中国晚期，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复杂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科举考试使得政治、文化和经济过程能够按照家庭与个人的生命周期来进行安排。
寒门难出贵子
科举制度成为走向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政治权力则成为巨额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使文化资本成为权力和财富的先决条件。然而，准备科举考试的成本是昂贵的，无论是直接的教育和考试成本，还是由于放弃男性劳动力而导致的机会成本。因此，每个有抱负的家庭首先要积累财富和土地，然后通过经典教育和考试获得文化资本，再然后努力获得官职，这成为一种常态。大多表明，科举名衔、政治职务和土地财富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抑制农业发展；阻止独立精英崛起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意味着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本以有序的方式被吸引到一个精英家庭阶层，这些家庭深深依附于皇帝，并被皇帝所吸纳。对于私人商人家庭等经济精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科举名衔和官职，就只能招致政府的掠夺之手。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考虑到积累的财富应该在将来适当的时候转化为土地、科举名衔，并最终转化为官职，从事盈利性的商业活动仍然是理性的，这始终是最快（如果不是最可靠）的致富之路。因此，这一制度的作用只是抑制了土地农业经济，并阻止了独立经济精英的崛起。
科举制度还对内部精英在城市政治中心和农村边缘的流动上发挥了作用，为农村社会提供了急需的稳定和秩序。对于大多数农村出身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农村的土地和宗族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土地、宗族、家族拥有的土地，不仅构成了士绅和官员圈子的中心，而且其作为皇帝道德代理人和家庭组织负责人的社会身份，在农村家庭中也最为稳固。
对私人财富的有效控制
社会政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无形的私人财富进行更有效的政治控制，将这些财富的大部分转化为土地、科举名衔和官职，并受帝国制度的直接控制。至于有形的土地财富，这一制度也含蓄地要求用它们来交换文化和政治资本，由帝制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评估和授予。从长期来看，经济精英被转化为忠于皇帝、依附皇帝的文化和政治精英。
知识体系被剥夺了自主性
和帝制国家的任何一项主要制度一样，科举制度给帝国带来了隐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一方面，它对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有抑制作用，主要是对知识生产和智力创新的扭曲作用，因为科举制度下唯一有用的知识就是经典知识及其附属学问。鉴于考试成败是用严格的八股文来衡量的，即便科举考试不压制另类的思维和学问，一般也不会鼓励考生这样做。知识体系被剥夺了自主性，坚定地以政治制度为导向，从而丧失了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大部分认知与创造能力。知识体系的这一基本特征，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格局产生了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