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二）

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
有许多神话夹在纪真事的书里。如《山海经》，若拿来作地理研究，固然很危险；若拿来作神话研究，追求出所以发生的原因来，亦可以得心理表现的资料；如纬书，从盘古、伏羲、神农、轩辕以来的事情很多，又包含许多古代对于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发生的解释。我们研究古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古代社会心理，与其靠《易经》，还不如靠纬书和古代说部如《山海经》之类，或者可以得到真相，又如《金滕》夹在二十八篇真《尚书》中，所述的事非常离奇。那些反风起禾的故事，当时人当然相信；如不相信，必不记下来。我们虽不必相信历史上真有这类事，但当时社会心理确是如此。又如《左传》里有许多灾怪离奇的话，当然不能相信，但春秋时代的社会心理大概如此。
在中国著宗教史——纯粹的宗教史——有无可能，尚是问题。宗教史里边，教义是一部分，教会的变迁是一部分。教义是要超现实世界的，或讲天堂，或讲死后的灵魂，无论哪一宗教都不离此二条件。其次，宗教必有教会；没有教会的组织，就没有宗教的性质存在。根据这两点来看，中国是否有宗教的国家，大可研究。
第一点，可以说，宗教利用人类暧昧不清楚的情感，才能成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超现实，超现在。
第二点，教会，孔子以后的儒家是没有的，现在有的是冒牌。
基督教所以可恨，只因他全为外国人包办。假使由中国人来办，就可免掉外国借手侵略的野心
鬼神不能左右我们的祸福；我们祭他，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因父母生我养我；祭天地，因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父母要祭，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推之于人，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则猫犬牛马的神也要祭；如此，“报”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这种祭法，和希腊、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什么神秘，乃是某神的象征，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老实讲，中国所有的祭祀，都从这点意思发源，除了道教妖言惑众的拜道以外。我们将历代所拜的神罗列起那些名词来，分类研究其性质及变迁，实在很有趣味。
我们看，古时的人常常因感恩而尊所感的人为神。如医家祭华佗、扁鹊，戏子祭唐明皇。若把普通人祭什么，某阶级祭什么，分类求其祭的原因及起原的情形，可以得知十有八九是因为报恩的。若看历代所崇拜的神的变迁，尤其有意思。例如近代最行运的神是关羽；关羽以前是蒋子文。南京钟山，也叫蒋山，即因蒋子文得名。蒋子文是一个知县，六朝人，守南京，城陷，殉节。他官阶既比关羽低，时代又比关羽后，但同是殉节的人，都合于祀典“以死勤事则祭之”的向例。这类殉节的人，古来很不少；不过蒋子文当时死得激烈一点，本地人崇拜他，祭祀他，起初称他知县，其后称他蒋侯，其后又称他蒋王，最后竟称他蒋帝。祭他的地方不很多，只在南朝各地；但南朝各代，上自皇宫，下至偏僻市镇，都很虔诚的祭他。比较关羽的享遇，当然差得远；但人虽生于关羽之后，神却成于关羽之前，关羽的运气，行得很迟；到明末才有许多地方祭他为神，到满人入关，才极通行。满洲人翻译汉文成满文的，最初一部是《三国演义》。一般人看了，认关羽是惟一的人物。后来迭次打胜仗，都以为靠关羽的神帮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的地方，没有不立关帝庙祭关羽的。皇帝在文庙祭孔子，在武庙就祭关羽、岳飞。无形中，社会受了莫大的影响。乃至没有什么地方不祭关羽，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关帝庙。
我你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我们看他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和一般民众祀他的心理，做成专篇，倒是宗教史里很有精彩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中国所以不排斥外教，就因为本为没有固定的宗教，信教也是崇德报功的意思。
做中国宗教史，依我看来，应该这样做：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这部分的叙述才是宗教史最主要的。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
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什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譬如从前的御史，本来也是独立，但是每到末世就变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国国会的猪仔，只晓得要钱，哪懂得维持立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也不过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不是给军阀阔人支配？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
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举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举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记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做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
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

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哪种最好，某种如何做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做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着皇帝的观念。历史跟着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炼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异的方面。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做《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