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知识分子与社会

“将个案视为趋势”和“单独一国的国际比较”的低智逻辑还真不少见：
尽管“intellectual”一词作为名词（“知识分子”）时，专门用来特指一些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但它作为形容词（“智慧的，聪明的”）时，则用来指示一种标准和成就。这些标准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职业中大多数人的实际行为特征，但也可能与这一职业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没有什么相关性。 
客气点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和事件进行评价时，并不总是展现出智力标准。知识分子自身对于智力标准的违背，反倒一再显示出“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义项和形容词性义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好是他们想要混淆的。以下这些明显不合逻辑的案例都有违智力标准：将个案视为趋势（例如认为资本主义把工人变得更穷，好像他们之前倒更富裕似的），以及“单独一国的国际比较”（the one-coun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例如李斯特·梭罗教授曾在说到失业问题时宣称：美国是工业国家中最“糟糕的”，但他在这样评价时，却只单独引述了美国的失业问题，而忽视在西欧及其他国家中失业问题逐渐恶化的情形。知识分子对智力标准的一种最常见的违背就是：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某种情绪性帽子，如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排外情绪等等帽子，而不是去理性地回应别人的论点。
无论如何，在“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含义和形容词性含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困惑，以至于那些对知识分子行为提出批评的人，要么被看成是对智力方面的努力怀有敌意的人，要么被看成是不能够欣赏智力过程或智力成果的人。理查·赫夫斯台特荣获了普利策奖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延续了这种困惑，这既体现在其书名上，也体现在其内容中。在这本书中，批评知识分子的人被描述为展现出“整个民族对于思想的不敬”，或者被描绘为“不喜欢专家和行家”的人。甚至阿德莱·史蒂文森这个徒有知识分子形象的人在选举中的落败，也被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描绘为“美国社会中所特有的反智主义”范例。
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指责美国公众持有“反智主义”立场，然而，美国公众却一直在为其国人在科学、工程或医疗事业等领域的智力成就而骄傲。那些领域的从业者同样展示出了高超的智力能力，但那些从业者并不是本书在职业意义上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境中一样，知识分子以一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没有价值”的观念来看待其他人，以此作为对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