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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
爱德华·L.伯内斯在联合果品公司于波士顿召开的那次董事会议上提出的方案被严格地执行了，印证了伯内斯本人所提出的理论：二十世纪是宣传的世纪，宣传将成为权力阶层实施统治、操纵舆论的最有力武器，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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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从来没喝醉过，也没呕吐过，更没有做过许多同志饮酒过量后干出的荒唐事。”他想道。不管怎么说，从来没人见到他喝醉过。他把醉意掩饰得很好。每次一旦感到头皮发痒，发现自己没办法说话不吞音或拖长元音，他就会停止饮酒。他会沉默下来，静静地等待，既不走动，也不参与到对话或争论之中，直到那股醉意慢慢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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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烦意乱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只能向同伴解释“美国清教徒”拖拖拉拉的原因是华盛顿政府想作好万全准备，以应对在联合国大会上可能出现的针对他们的指控。美国人认为肯定会有人指责他们策划侵略危地马拉这样的小国，并且颠覆了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合法政府。此外，虽然众所周知，美国人都是些蠢货，但不要忘了，给他们提供武器、飞机和资金的恰恰正是那群蠢货，没有这些东西，战争就无从谈起。嘴上说着这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可实际上，卡斯蒂略·阿马斯和同伴一样，心中充满怀疑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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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年轻时起就是这个样子：愤怒情绪会使他分泌过多的唾液，只能把它们都吐出来；但是由于此时周围没有可以吐痰的地方，他只好把它们又都咽了下去。“得在这里放个痰盂。”他想道。

9
土地改革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很兴奋，但最兴奋的人无疑是他自己。他在这件事上倾注的精力是最多的，做了大量研究。据他所言，他想努力实施“一项完满的法令，不能有任何漏洞，必须完美无缺、无可争议”。他怎么可能想到那项法令会导致他的政府垮台，让成百上千的危地马拉人身首异处，让更多人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连他和家人都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余生无比凄惨。

他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的极度不公，这种不公使得社会各阶层势同水火，穷人想要摆脱贫困、接受教育、改善处境的机会少得可怜，如果不用“压根没有”来形容。那是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这样的现代民主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

经过一些小修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900号法案》正式开始实施，人们都喜欢这样称呼它。也许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最让阿本斯吃惊的事情还得算是境外媒体发起的宣传攻势，尤其是美国媒体，他们指责阿本斯政府把危地马拉交到了苏联人手里并密谋在中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第五纵队，苏联将通过该国威胁巴拿马海峡，那里是美洲大陆自由贸易与航行的战略中心。

除了惊讶，阿本斯心中还充满了没有答案的疑问：这怎么可能？这个国家的媒体不是都很自由吗？他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怎么会和媒体那些扭曲、讽刺的报道扯上关系？他在实践中所效仿的难道不正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吗？难道在美国也存在封建主义？土地改革法所倡导的不正是企业精神、自由竞争和保护私有财产吗？天真的阿本斯一直以为美国一定会全力支持自己的政策，帮他把危地马拉从原始状态中拉出来，继而将之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后来他终于明白一切都是徒劳。他和他的部长们所作的解释压根无法扭转局势，谎言打造的宣传攻势已经压倒了事实。阿本斯开始担心另一个问题：军队。那种宣传肯定为内部敌人引诱军人叛乱提供了方便，他们对政府的忠诚会被动摇，甚至会参与军事政变。

13
危地马拉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向着原始和荒诞挺进。

许多国家禁止为危地马拉流亡者提供工作，与此同时，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公布的流亡者名单越来越长——现政府指责这些人犯有抢劫等罪行。

所有这些事导致他的生活支离破碎，梦想和信仰也破灭了。难道说这种困境早就有了苗头，自从他和老同学兼密友的女儿那段不幸的冒险发生时就开始了？没错，那就是末日之源。责任在他还是说他也只不过是被那个女人引出心底淫欲的受害者？“危地马拉小姐”到底是个天真的姑娘还是魔鬼般的狠角色？有时他很替自己害臊，因为他竟然为那种“好色男人诱惑小女孩”的行为寻找诸多借口。随后他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

所谓历史就是现实被幻想扭曲后的样子吗？把具体而真实的事件扭曲为神话和虚构，就成了历史，是这样吗？我们崇拜的那些英雄人物又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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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妓院是这位前赛马报道记者的最大癖好。他经常去妓院，也在那里搜集到了许多情报，进而了解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在那些充斥着烟味、酒味和汗臭味的地方，和暴躁的半醉男人混在一起让他觉得十分舒适惬意，而且对那里的女人也不必惺惺作态，可以直接对她们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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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塔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身份不但没能让卡洛斯快乐，反而毁了他的人生。他整天不是怒火中烧就是焦虑不安，怀疑身边所有人，认为他们在密谋对他不利。

她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也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又或是最后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恐惧。那是一种极致的、刺骨的、冷汗浸透每一寸肌肤的恐惧。她的心跳声响得像一面大鼓，而且随时可能从她的嘴里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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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依然相信刚才有人在自己背后拍了照，门卫和保镖却对此否认。是我疯了？我产生幻觉了？不，不是幻觉，他的洞察力很敏锐。他听到了“咔嚓”一声，还感受到了亮光。也许只是因为拍照的人比保安的行动更快。那晚他睡得很差，一直做噩梦，等到天亮，他忍不住想：自己费尽周折从深渊里爬出，重新打造的新生活就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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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斯上校，我不想拐弯抹角，您不是美国可以接受的继任危地马拉总统的合适人选。您不能接替阿本斯的职务。我是代表美国政府对您说这些话的。如果您不辞职，就要承担后果。您很清楚您的国家目前处于怎样的状况。美国舰队已经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包围了危地马拉。海军陆战队早就作好了登陆准备，他们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做成您没做成的那些事。请不要把您的国家拖入苦海。请立刻辞职，把权力交给军事委员会，这样更有助于让现在的局面以和平的方式收场，避免外国军队干预，也可以让这个国家免受非政府军控制——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危地马拉人民势必会血染街头，这个国家也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我建议您为您的祖国作出牺牲，上校。您的辞呈可以使得危地马拉免遭侵害，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将变成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死去。考虑到军人的尊严，恐怕您也不想因为自己贪恋权力而导致国破家亡，从此被载入史书吧？你辞职之后，我们可以尝试组建一个由三到四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去和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谈判，达成一个你们双方和我国政府都满意的协议，美国还可以帮助危地马拉重建并持续推进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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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起事件，还有很多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奇思异想的其他推测。和危地马拉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别的事件一样，真相说不定永远不为人所知。你知道我通过发生在咱们国家的所有这些事情得出了什么结论，阿图罗？一个对人类很悲观的看法。我认为所有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怪物，它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破体而出，带来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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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离开多米尼加共和国一阵子，”他对她说，然后开始幻想，“我要努力工作，让拉丁美洲所有右翼政府联合起来，一起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国家避免重蹈我们可怜祖国的覆辙。咱们的国家陷入了民主造成的混乱，那里的人只知道依赖美国。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样的情况只对共产主义分子有利。他们知道水越浑渔获就越大。他们最后肯定会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掌权，把那里变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变成苏联的卫星国。”他越说越觉得这些幻想有可能变成现实。为什么不会呢？所有的拉丁美洲独裁者难道不是都面临着发生在元首身上的这种祸事威胁吗？必须有人把他们联合起来，说服他们共享情报，还要制定策略来阻止那些民主阴谋，因为那只不过是共产主义分子的“特洛伊木马”。要把所有那些和此时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一样听命于美国的政府都团结起来，保护它们不受敌人的破坏。除了他，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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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他都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死去：被一群发狂的野蛮人屠戮，尽管带着手枪，却更喜欢用棍棒和刀杀人，像遥远的从前，像那些居住在史前洞窟和丛林中的野人。

尾声
我最近两年一直在想象这个女人的情况、虚构她、把各种各样的冒险经历安插在她身上，再解构她，这样就不会有人——连她也不会——在我虚构的故事中看出她的痕迹了。我设想过很多场景，唯独没想到这里会像个吵闹的大鸟笼。

译后记：“拉丁美洲是什么时候倒霉的？”
阿本斯政府垮台后，拉丁美洲的诸多改革派人士得出结论：和平改革是行不通的，拉丁美洲若想改变落后的现状，只能走武装起义的道路。古巴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思潮，于是在拉丁美洲各国纷纷爆发了武装革命运动。然而古巴模式是难以复制的，后来的那些革命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激起了传统势力、军人集团的反扑，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陷入了比以往更加残酷的独裁统治，甚至连该大陆最具民主传统的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等国也难逃厄运。

已然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巴尔加斯·略萨依然在思考拉丁美洲的历史和命运问题，他依然是那个在弱肉强食的军校中观察秘鲁社会的士官生，依然是那个和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做斗争的有志青年，依然是那个远赴欧洲追寻文学梦的写作者，依然是那个出政治淤泥而不染的总统候选人，依然是那个为自由和民主疾呼的思考者，也依然是那个“勇敢的小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