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同情:超越哈贝马斯　５

对这两个道德暴力案件的赦免最终对于政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层面上，国民党政权能够在特赦中施展它的行政力量，主张它新生活政权的地位，这一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道德权威和武侠精神的基础上。政权利用特赦，把复仇者阐释为象征着“国粹”的新生活的英雄，他们的暴力复仇的行为能够给国家带来秩序。这些特赦还成了政权用以展示其更高权威的“党义”的机会，并借此把自己描述成能够最好地传达大众情感、最能确保对正义的追求和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的力量
好奇的大众传媒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试图把法律系统改革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而阅读公众对言情小说的日渐偏好也将民国的法庭转变成了与正在审判中的案件以及更大的社会和道德问题有关的司法事务的公共辩论的平台。反过来，大众传媒的聚光灯对法庭的无情注视本身也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在一个新兴的媒体时代案件将如何被审判
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城市媒体文化工业中消费着通俗情感的广大消费者们，对情感丰沛的女刺客抱有广泛的同情（第二章）。而期待以儒家伦理矫正五四时期泛滥情感的知识分子则猛烈地批评施剑翘和公众对她的同情（第三章）。最后，对于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试图重新发明儒家道德以巩固其本土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这位充满争议的刺客应当获得国家的许可（第五章）。
本书要指出的是，媒体的煽情炒作、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市民领域的某种程度萎缩并不一定为所有具批判作用的公众敲响了丧钟。充斥着商业炒作和威权政治操作的30年代正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让笔者思索大众媒体的煽情炒作如何有效地动员或询唤了一个对不断集权化的政权表达强烈批评的现代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