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有功，资本家伟大！

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共和国尚未建立、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文化大革命”中，被大肆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
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曾亲耳聆听刘少奇作报告，并随从参观。因此，对上述问题，我有着深切的感受。
亲耳聆听刘少奇讲话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时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工商业中心，陆海交通发达，有4万多家工商企业户，其中大部分是私营企业，产业工人近20万人，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放，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在这一形势下，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指示精神，总结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管理经验，用来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全国城市工作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风尘仆仆地到达天津，主要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前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在天津的这段时间，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兼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开展调研。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座谈会并听取意见。
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的比例占80%，由于战争刚结束，大部分私营企业还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企业主顾虑重重，还在徘徊观望。黄克诚和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这个问题时说：“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为解除私营企业主的顾虑，使他们相信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刘少奇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说法。在与著名工商界人士宋棐卿、李烛尘、资耀华等座谈时，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
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出席正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并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讲话。我作为工会干部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针对干部和工人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强调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要怕城市资本主义。他说：“只利于工人或者只利于资本家，都是不对的……要求不应该太高，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提高，工人的生活也能适当地提高，否则资本家工厂关门，国家现在又不能接收过来，因为现在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工厂还办不好……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今天私营企业中，只顾工人利益，使生产不能继续和发展，是对工人根本不利的。这不是发展生产而是降低生产……‘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
刘少奇在天津的视察和讲话，在天津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有力地扭转了“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