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澄与空海的两种文化受容途径

天台宗的最澄和真言宗的空海这两个人的业绩中可以看出日本接受外国文化时使用的两种办法。简单地说就是“简单化”和“系统化”。
最澄从法相宗的唯识思想开始，遇上华严宗法藏的著作，最终皈依于天台宗的智颤。我们知道隋唐佛教是从天台宗展开到华严、法相宗的，所以最澄可以说是从后往前回归原点，在此意义上，他与法相宗德一的论争是必然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最澄主张的“法华一乘”思想是将复杂的佛教理论体系集中于一部《法华经》中，他通过遍读《一切经》确保了其正当性。虽然他们的论争一直要等到源信《一乘要诀》（1006年）出现才有结论，但最澄所采用的方法也被镰仓新佛教继承。平安末期，延历寺出身的法然和荣西都曾通读《大藏经》，从中把握教义体系的要点，确定“念佛”“坐禅”的修行方法。特别是法然从《大藏经》中“选择”被认为最重要的项目，然后加以简化（易行），专心从事（专修）。这种“选择”“易行”“专修”的方法彻底表现出文化吸收上“简单化”的过程。
空海则从儒学出发，在知识上周游道教、佛教，在此过程中遇上密宗，他把密宗视为当时所有思想的综合，由此确立了密宗的优势地位。他的做法与最澄相反，可说是模仿中国思想史而展开的。而且他与最澄不一样，不否定既有的思想，而是将这些包容进来从而树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空海并不是排他性地“选择”，而是偏重于有系统地赋予秩序。这与其说是宗教家的做法，不如说是学者的方法，而且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平安前期的9世纪涌现出好几位学者，他们把遣唐使带回的知识加以综合，而这成了10世纪以后“国风文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