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作为纽约的一名律师，汉密尔顿很愿意帮助这个国家从充满希望的革命年代顺利过渡到依靠严肃的法律统治的战后平稳时代。他知道和战争时代一样，维持和平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多年的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暴戾倾向能被疏导为有益的力量吗？独立战争把各种团体团结在一起，如果战时同志情谊未能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阶级对立、区域差别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会让这个新生国家四分五裂吗？这些问题在英军曾经的大本营——纽约显得尤为急切。即使是在战前，纽约的革命积极性似乎就不如其他地方热烈，并且这个州被英军占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汉密尔顿明白，许多纽约市民在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或者是完全的亲英分子，他们对英国人的离开感到遗憾。他对罗伯特·莫里斯说，他认为在战争爆发时，纽约市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希望英国继续统治，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现在可能仍然有三分之一的人内心还是站在敌人一边的”。
汉密尔顿保护亲英分子的动机的真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他认为美国的特征是由它如何对待被自己征服过的敌人来定义的，他希望战争时期痛苦的怨恨能够逐渐转化为宽大仁慈的和平心态。复仇总是让汉密尔顿心生恐惧，阶级妒忌和民众暴力一直是他惧怕的妖魔鬼怪。他的这种立场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觉得与亲英分子决裂而导致资产上的损失是十分惋惜的，他还担心贸易关系上的牺牲对于纽约这样一个未来的主要港口城市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汉密尔顿主张，国家的存亡要依赖于它的有产阶级的支持，而这些人现在正受到迫害，遭到唾弃，正在被从纽约赶出去。
对汉密尔顿而言，纽约州的反英立法也违反了与大不列颠签署的《和平条约》。条约规定国会应当“认真地建议”各州的立法机构归还那些亲英分子们被没收的财产，并避免以后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没收。亲英分子所遭受的对待使得汉密尔顿对于允许州法律代替国家条约这种特殊的危险异常敏感，也使得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的迫切需要更加明显。于汉密尔顿来说，对纽约亲英分子们的深仇大恨危及到他为美国所勾画的政治、经济和宪法的高楼大厦。
1783年3月，立法机关颁布了汉密尔顿最关注的《反侵权行为法》（Trespass Act），允许爱国者控告曾经占有或者损坏他们财产的任何人。其他一些法律限制了亲英分子的职业，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这些法令有一大批狂热的拥护者。他们一边高谈自由，一边从被他们定罪的亲英分子处购买房产，牟取暴利。报复、贪婪、怨恨、嫉妒和爱国精神，构成了一个躁动不安的群体。
他怒斥如果立法机关没有进行任何听证或者审判，就驱逐所有亲英分子，悲剧将会重演。如果真的如此，“没有人会是安全的，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内讧的无辜受害者。以自由之名应用于这样的政府，是对常识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