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g书星，云烟未散01

常延祥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共 产党“南下干部”，一个是八路军“革命烈士”，真可谓“地主鸡下 了两个革命蛋”。但是，他却未能因为“下了两个革命蛋”而甩掉地 主帽子。
土改运动对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不少人的生活观念也悄悄发生着改变。例如，母亲与妯娌姑嫂们聊 天儿时常常发牢骚：“个人吃了喝了是赚的，省了细了是给人家预备 的！”同时，“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悄悄演变成了“越穷越光荣”的 社会观念：过富了是罪过甚至灾难，“吃救济”的困难户成了“有头 有脸儿的光荣户”；日子富裕的却藏着掖着不敢显财露富，甚至哭穷 叫街。只有当媒婆子上门儿给儿子说媳妇儿时才敢实话实说。
被族侄宋书典带领汉奸队儿抓进了汪万楼村据点， 临走还抢走了我家唯一值钱的一块银壳怀表。二姑父找到了父亲的 老领导王景森（以前的八路军区长，当时的伪区长）要求保释。王 出主意说：“先到我这里（西段伪区公所）干几天，我再想办法。否 则，不好办。”父亲应诺在他那里当了四个月零二十三天的“庶务” (伙房司务长)。被释放后重新找到地下抗日组织，当上了县民政科 员。平津战役后，共产党组建了“沧州盐业公司”，父亲被调往该处 任会计主任之类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父亲自然成了“革命干部”，除了土地由村里“代 耕”，祖母、母亲和两个姐姐还能经常领到一百多斤小米儿贴补家用。 所以，母亲一个人领着孩子们在家“过得还挺有滋有味儿的”。好景不长，乡长和村长说：父亲在外面儿“不是干革命， 而是开公司做买卖。”从此，我家被清除出“烈军工属队伍”，土地 无人“代耕”了，小米儿补贴也没有了。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孩子， 最大的不满十岁，还得耕种八亩半地。自己“问人”帮忙，祖母又 挑唆三叔领着“打短儿的”到我家吃饭到他家地里干活儿。母亲实 在受不了了，整天与父亲打仗寻死觅活闹离婚，立逼着他回家。
各级官员大都只为上司负责，无条 件地执行上级指示，没有几个人从当地农村实际出发，更少有人真 心实意尊重农民的愿望和要求。 再者，“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共产党一贯坚持的 组织原则，毛主席本人也反复强调过多次，刘少奇更有“宁犯政治 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在这种组织原则约束下，有谁敢于拿自己的 政治生命开玩笑？又有几个人敢于实事求是从本地实际出发拒不执 行中央和上级指示？
以官员的行政干预取 代农民的自主选择，以行政命令取代典型示范。广大农民像羊群一 样被轰赶到了一起，圈禁在农业社的“羊圈”里。尤其是，从个体 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 蹦四级，真可谓一日千里
？“合作 化”成了农民外在的异己力量，成了严重束缚他们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造性的桎梏。正如乡亲们所抱怨的那样：“当官儿的想咋摆弄就 咋摆弄呗！”农民根本不可能在适应的基础上主动创造。结果，脱离 了农村和农民的客观需求，造成了集体组织与个体成员的脱离和对 立。
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使用权都被充公了。土地所有权 归国家所有，管理权归各级政府官员所有，农民只是农业社的“打工者”，甚至像牛马一样的“种地工具”。整个农村社会形成了如下 格局：国家成了全国唯一的“地主”；党委和政府充当了各级“田庄 经理”和“征粮队”，农民则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是给共产党扛活的”。 村里一些晒太阳的犟眼子老头儿常说：“这下子可好了，咱也成了地 主了，地都被没收充公了还不算完，光等着扫地出门了！”农民的土 地使用权被剥夺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对立势必导致集体与个人、 政府与农民、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对立。
劳动者农民更无发言权，全凭政府开恩赏赐。各级父母官，为了政 治地位安全，又大都是“先国家，后集体，再干部，最后才是社员”； 社员们只能“剩多多吃，剩少少吃，剩不下不吃”。以至于，干活儿 的没饭吃，“大吃八喝”的不干活儿；政府对农民，更是“既要马儿 拼命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此生产关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 热情和积极性，消极怠工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
对下不顾广大农民的呼声和死活，成了典型的“运动群众”。他 们只顾“政治效益”，谁还顾得上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更不可能按照经济规律组织生产，让广大农民主动创造并从中 获得实际利益。至于乡亲们的日子咋过，“谁有闲心管那些闲事儿？” 5．生产管理——外行瞎指挥内行 在批判和警惕“富农路线”和“富裕中农路线”的政治原则下， 即使像生产队长那样芝麻粒儿大的官儿，其选拔任命也要把出身成 分和政治条件摆在首位。许多有能力会过日子且真心为大伙儿办事 儿的优秀农民，被排斥于生产管理层之外。大小官吏们又大都鄙视 农业劳动，离生产“一线”越远越好，因而大都成了农业生产的外 行。然而，他们却放弃公共事务管理的本业，放弃为农民生产活动 服务的责任，越俎代庖不务正业，强行干预农民的生产活动，以行 政干预取代生产管理，进而又异化为强迫命令瞎指挥的胡作非为。 正像老少爷们儿所说：“大呼隆，穷折腾；胡操蛋，瞎胡乱！”如此， 还谈什么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对此，父母经常抱怨：“自个儿那几 口人的日子都过得掉腚三尺、提不起裤裆来，全村儿好几百口人的 日子要能过好那才怪呢！” 事实正是如此，在公社化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现了一种颇具讽 刺性的怪现象：有“政治地位”的社员“日子越过越紧巴儿”；因出 身不好政治不合格儿而不准“入社”的地富反坏和富裕中农“小日 子儿却越过越滋润”。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立制度的严格限制，使农民连自主选 择居住地的权利和人身自由也被彻底剥夺，被牢牢钉死在固定地域、 固定村落、固定位置上，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更有甚者，脱离 民主化的集体化难免导致非人人性化的“圈禁”：农民不准自由流动， 只能在出生地死靠干耗，无异于由自耕农退化成了“准农奴”或“准 奴隶”
生产和 生活的自主性、能动性以及经济独立性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也随 之丧失殆尽，更谈何经济民主权利？连最起码的经济民主权利都没 有，又谈何对社会公事和国家大事的政治民主权利？他们除了对当 官儿的点头哈腰对政府“山呼万岁”，还能咋样？正像乡亲们抱怨的 那样：“小命儿都攥在人家手心儿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儿？”连地 里种什么、活儿咋干都说了不算毫无自主权，还侈谈什么“国家主 人”？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消极怠工一条路了：“为了省点儿气力儿， 吃饭时省口糠窝头，只能少干点儿活儿，在一边儿甦醒着了”。农业 劳动力既如此，谈何发展农村生产力？
对城市人而言，“下放农村”成了比“劳 改劳教”更严厉的惩罚。不少刑满释放农民哀求监狱给自己加刑以 便赖在劳改队不走。因为，“劳改犯，吃饱饭”总比自由自在地受穷 挨治、吃糠咽菜强得多。 农民唯一的指望就是子孙后代好好念书，“考出去”混个“吃国 家饭儿”的非农业户口。所有家长都教育孩子：“好生儿念书，将来 进城当工人吃饽饽！要不然就一辈子掏大粪在土坷垃堆里刨食儿 吃！”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村的人才资源、智能资源和文化 基因大量流失。进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越穷就越留不住人，越留不 住人就越穷。间接后果则是，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乃至国家越来越 失望、怀疑和不满。他们虽然不敢乱说乱动
各级政府和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对抗化激烈化了，广大 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农民虽然不敢冒 险公开反抗他们，但是，一旦有说话机会，积压在心头的冤、怨、 怒“三气”，就会疾风暴雨般发泄到身边的“农官儿”身上。这或许 就是为什么文革在农村同样获得了空前普遍而强烈响应的原因
更使这种反攻倒算“雨借风势，风助雨 威”，往复振荡、无限放大，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不论是利令 智昏狂妄自大的“右派”，还是目无尊长不服管教的“刁民”；不论 是一贯仇恨官僚主义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积极分子，还是“惯于以理压人、得理不饶人、吹毛求疵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都无一漏网最终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厉镇压。 如此，当权派们仍嫌意犹未尽怒火难平，于是又开展了党内“反 自由化倾向”运动（“反右补课”），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肃清毛、周“纵 容自由化”的流毒。所有恃才傲物与领导离心离德的“清流”干部 害群之马、“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无一幸免，大都被狠狠横扫 了一通：该批斗的批倒批臭，该罢官的一撸到底”，该开除的彻底清 除出党，该劳改的流放劳改，该抓捕的“绳之以法。毛、周也受到“应有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政治代价。……最后，便是 “热烈欢呼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了。 关于“抓右派”的人数问题，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伸出一个 巴掌说：全国估计有5 千。然而，以刘、邓、彭“铁三角”为首的 各级当权派，利用对运动的实际操控权力，强行“定比例，下指标” 层层加码，一口气抓了55 万，是毛主席估计的110 倍。例如，笔者 就读的小屯儿高小，六个老师一个炊事员就分摊了一个“戴帽儿右 派”，占教工总数的百分之十还多……
他不仅没成“右 派”，听说还成了“反右积极分子”。不久，郭老师回来了，还是教 我们算数。但是，明显地没精神儿了，态度也绵软了好多，再也不 刺恼人了，对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也变得和蔼可亲宽容大度多了。然 而，讲课却远不如以前那么生动活泼了，一本正经的枯燥乏味，让 人直打哈欠……“好老师”弄得不好了，“坏老师”更没有个老师样 儿了
他劳改期满 后又回到一中继续教语文。然而，像二姐所说的那种激情却荡然无 存了，他在课堂上四平八稳一身庄重，目不斜视满脸神圣，充满了“冷静理性的光辉”，却干巴得像根“柴禾棍子”。结果，只上了两 三堂课，就被同学们强烈要求“下课了”。笔者更是由失望化为恼恨：“活该！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右派？”长大后才渐渐明白：这或许就 是“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挽救下通过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吧？
二姐认为：什么政治，太可怕了！哪有什么正事儿？离它越远 越好！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城门失火，殃 及池鱼”，理性至上论又导致了理科至上论。对文史哲等政治近亲课 程的态度也冷淡起来了，觉得这类东西公说公有理儿、婆说婆有理 儿，远不如数理化那样有真理儿、正理儿，不论大官儿小民，任谁 都不能胡说八道。因而，对文史哲即使认真学，也是为了获知应对 考试；对数理化则是玩儿命地学，而且着迷得不得了。结果，如愿 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虽然托文革的福毕业后改行搞了大半辈子 电子线路技术工作，但是，凭她那股“拼命三娘”的劲头儿，最终 还是小有成就，荣获了共产党员、省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等不少“红帽子”。 而笔者却沿着自己的心路走向了另一股道儿。也许是从小儿就“太野，太爱凑热闹儿”了，拟或是皮小子天生的冒险精神所致， 反正是政治运动越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就越是对它感兴趣，越想 凑过去看看，弄明白到底儿是咋回事儿。就像儿时听“鬼故事”或 看抬死人入殓那样，越凶险越吓得一口气儿跑回家不敢回头儿，就 越爱听爱看。对于“整风反右”这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越是血 糊淋拉不知道谁死谁活，就越觉得够刺激够味儿、提情绪来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