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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弘晳、弘昇、弘昌、弘晈等人的结党，很大程度上与雍正年间各王府嫡、长继承人被刻意压制的历史积怨有关，此外允祥与废太子允礽原本的特殊关系，也对下一代的社交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乾隆初年，年轻的新君解除了雍正年间的高压控制，对叔伯、堂兄弟们示以柔仁，这让许多引而不发的矛盾重新暴露出来。事实上，康熙年间的九王夺嫡，以及雍正年间的伦常惨变，都可以归结为汉家嫡长子继承制与满洲传统择贤推举制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上层汉化程度的深入，嫡长子应具有优先继承权这一观念的认同度变得越来越高，乾隆皇帝虽然只是雍正帝的庶子，但他本人对此亦有强烈的执念。乾隆三年十月，乾隆帝嫡子永琏夭折，他即向允禄等人告知，自己已从正大光明匾后撤出立储密旨，储位宣告空虚，这让一向以“旧东宫嫡子”自居的弘晳再次看到“升腾”的曙光。只是当时的乾隆皇帝正值英年，身体也很强健，弘晳的想法未免过于空中楼阁了。
  随着弘晳案的迅速平息，这场持续三十多年，涉及两代皇室成员的夺嫡斗争终于烟消云散了。作为与祖父同样子女众多、得享高寿的君主，乾隆帝充分吸取祖父在皇子教育、择立储君方面的教训，一方面秘密立储，取消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储权；一方面对皇子、皇孙施以严格的儒家教育，极力压制他们的政治追求，并切断其结交王公百官的一切途径，严防大权旁落。残酷的储位竞争就此终结，当然，清初宫廷中固有的锐意进取、野心勃勃的皇室精神，也随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