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

传说有娀氏之女简狄吞玄鸟(燕子)之卵而生契,契即为商之始祖,故《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文献记载契曾因协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以子为姓,反映出商部族可能很早就加入了中原的华夏部落联盟。在夏朝鼎盛时期,商是夏东方的羁縻邦国,但并不受夏的直接统治。
自契传14世至汤,正值桀为夏君,政苛民怨,商部族乘机崛兴。汤在伐夏前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任用贤臣,整顿武备,相继灭掉夏的很多附属邦国,力量迅速壮大,“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商朝的疆土分为内服和外服。
内服指王畿、商王直接统辖之地
外服指王畿以外的臣属地区,散布着许多臣服于商的部落、部族,其中较大者被称为“方”,今天亦称方国。这些部族、方国首领要为商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被赐予侯、伯等称号。总的来看,外服之地只是间接地受商统治,隶属关系并不稳固,往往视商之国力盛衰而定。外服以至外服以外的方国,其经济多较商落后,故而不时进入王畿抢掠。终商一代,与方国的战争十分频繁。盘庚迁殷以后,商的统治比以前更加稳定,因而得以积聚力量,对周边方国发起主动进攻,至第22任商王武丁,取得了较大的战果。武丁在位期间,主要是对西北和北面的舌方、土方、鬼方等方国进行作战,经过上万军队的长期征伐,最终平服了上述地区。
武丁以后,商的统治渐衰。商朝王位继承本来以兄终弟及为主,国君即位时年纪较长,对民情有一定了解,统治较为得法。自第26任商王庚丁时起,继承法改为父死子继,新君养于深宫,“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加速了政治的腐败。
确切证实商代存在的考古资料首先就是殷墟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统治者因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甲骨文对我们理解商朝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帮助。商王为最高统治者，自称“余一人”。贵族集团的主体是与商王血缘关系较近的宗族,包括“王族”“子族”“多子族”等。
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亦即广大的农村公社成员,在卜辞中称为“众”或“众人”,他们是商部族的后裔,与商王有着疏远的血缘关系。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是“工”或“百工”,其社会地位还不完全清楚。奴隶在社会上大量存在,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卜辞中则具体有“羌”“仆”“奚”“妾”等不同名称。商朝统治者往往将奴隶成批用于人殉和人祭,这既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又为已发掘的许多墓葬、祭祀坑所证实。人殉、人祭的盛行表明奴隶在生产劳动上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体现了商朝奴隶制的不发达性或原始性。
商朝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生产工具(锄、铲、斧、凿、锥之类)、兵器(戈、钺、矛、剑之类)、礼器(含酒器、食器,如鼎、鬲、彝、尊、觚、爵、角、盘、盂之类)、乐器(铃、铙之类)、车马器(车马装饰器件)等。
商朝青铜文化不仅出现于殷商统治的中心地区。很多距离较远的方国,北起辽宁,南到江西,西至甘肃,东抵江浙,都有很多青铜器出土,近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尤为精美。这些青铜器程度不等地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但就主体而言与中原青铜文化存在联系,反映出商朝物质文化与四邻周边的彼此影响,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华夏文明正在逐渐四向延伸。其次,即使在比较先进的中原地区,青铜器也并没有完全取代石器,特别在农业生产中,石器仍是主要的劳动工具。这主要因为青铜器毕竟较为贵重,迷信的商人又首先用以制作祭祀礼器,影响了它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石器、青铜器、铁器诸种生产、生活用具的嬗变,其问并不能划出明确的时间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