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语言消亡时，实际消亡的是什么？

    我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意味着，除非哪个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在不久的将来尽快赶到迦普恩，和村里的老人坐下来聊聊，否则泰雅博语里关于雨林植物的独特语汇就会永远消失。按照研究语言衰亡的语言学家们的说法，这样的损失几乎是天塌下来一般的悲剧。语言学家习惯性地关心语言消亡的一大原因是，像泰雅博语这样的小土著语言是关于自然、气候循环以及生态关系里自然平衡的知识宝库，但它是脆弱的。语言学家经常提醒我们这样的知识是珍贵的，且一旦消失便无可弥补。它的消亡关乎我们集体的安危。语言学家推测，关于不同本土植物有疗愈作用的地方知识，也许能帮助科学家找到医治疾病的方法，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思考环境可持续性和人类的福祉，也许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自然和自然界的深入了解，从而造福全人类。
    语言的消亡对语言学家来说是一个情感议题。近些年来，有大量哀悼语言消亡的作品出版。这样的哀悼也多少出于某种私心，毕竟语言是语言学家们的饭碗。语言变少意味着工作机会变少（的确，由于绝大多数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英语或其他的世界语言，就算送到眼前，大多数专业语言学家也不会知道这是一种濒危语言）。
      尽管如此，没有人会否认，一门人类语言的消亡是值得哀悼的。一门语言死去的时候，那些独特的、细微的、成形的、古老的东西也一并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今天，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语言学家们估计，世界上约六千种语言中百分之九十处于颜危状态。乍听之下，这个数字也许有点夸张，难以置信，但一想到世界上大部分人说的全都是一百种最大的语言中的一种（或者更多）就好理解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说着这些大语种。这意味着百分之四的世界人口说着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语言。而这些语言一数千种，有许多是没有被记录在案的—被认为在接下去的一百年里面临消失的危险。
    泰雅博语自然是这些语言中的一种，一百年里也一定会消失。我自已的工作只能保证，这门语言不会像谚语里说的森林里那些树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然而，当泰雅博语一消失，当最后一个干梅子一样能说这门语言的老人关灯离场的时候，到底会失落什么？
    研究语言消亡的语言学家通常会在书里用一章来提出这样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语言消亡）？”他们会给出一堆我们应该关心的理由。其中包括语言多样性要好过整齐划一，语言表达身份，语言揭示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知识，语言是记录一个族群历史的宝库。
    所有这些理由都是好的；无疑都是真实的，确凿的。但它们都是鸟瞰的视角。它们代表的是那些热衷于整体图景的专家们的评判。那些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他们语言的人的视角则大相径庭。你不能指望迦普恩的村民们去关心，他们也确实不关心他们说的这门小语言会对世界上的语言多样性有什么独特贡献。而且即便当地语言在解体，他们仍保有自已的身份认同。他们还是迦普恩人一毕竟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是谁呢？他们所有人还是出生在雨林环绕的村子里，成长在父母拍打过滤西米的沼泽地里，清楚地知道谁拥有那片草地和那片他们打猎的雨林，还有种植食物的园子。没错，像鲁尼和拉雅这样的老人了解的传统故事的失落，会让迦普恩人在其他村民的虎视眈眈面前更加脆弱，如果那些地方的村民声称传统上属于迦普恩的土地应该属于他们。但是，关于土地的争议丝毫不会让村民们变得不像，或不再是迦普恩人。
    就关于世界和历史的具体知识而言，很多过去在迦普恩特有的东西，早在泰雅博语开始衰落之前就消失了。20世纪就像一个巨大的无情的推土机，把迦普恩人一一乃至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部分地方的人一的生活从他们曾经相信或掌握的一切连根拔起。20世纪初那几十年，招劳力的人把年轻人带走，运去遥远岛屿上的种植园做工，几年后把他们送回来，带回一堆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一门新的语言，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就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村民逃离家园躲进雨林，他们在那儿悲惨地生活了至少一年。可能是日本大兵带来的痢
疾爆发，导致村子人口锐减。战争一结束，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涌现，
村民们纷纷皈依基督教，被劝说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被抛弃，因为那是邪恶的。货物崇拜放大了基督教这一说法，规劝村民们毁灭他们保留下来的传统神圣的东西，阻止他们把传统的故事传给孩子，同时为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做准备，他会把他们的皮肤从黑色变成白色，奖励他们上帝的荣光，比如金钱、弦外马达、铁皮盖的房子。一个学校短暂地出现了一阵，村里的孩子们学会了识字后，就用来写情书。
写信给许诺他们快钱和财宿的海外邮购产品日录。政府官员们出现了，敦促村民们种经济作物，却鲜有买家出手。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敦促村民们砍掉所有的树。腐败的政客带着张口闭口拼发展的热情许诺来了，再窃笑地数着他们成功从土著村民那里骗来的钱离开。
  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村民们都在被几乎每个和他们有联系的外面的人、实体或组织剥削、误导、撒谎、羞辱、蒙骗和掠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不是被动的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他们积极热情地追逐，渴望着改变。但卡尔·马克思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用在迦普恩这个例子里极其准确，因为村民们造的历史实际上实在开倒车，抹除了他们共同的生活。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传统无知，控制暴力的能力被削弱—最终让他们再也无法说出自己祖先的语言。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门语言死亡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凋零得七零八落的文化也一并死去了。那些抹平和破坏这一文化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五十来个硕果仅存的泰雅博语使用者的掌控范围，让我觉得去哀叹是村民们抛弃了他们的语言，是麻木不仁甚至居高临下的。没错，这一关于人类思想如何运作的独特表达不再能够继续丰富人类的宝库，令人悲痛万分。但准知道呢？或许村民们指给我看的雨林里某个难以分辨的植物就是医治癌症的解药。
    但那真的太糟糕了。
    与其哀叹泰雅博语的失落—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乎在哀怨一个秃头的男人丢了一把梳子一或许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毕竟村民们还活着一还在繁衍。他们还在计划着、行动着，还在骂着、笑着、爱着、希望着。像鲁尼和莫内这样的大人物喜欢抱怨今天的村民“往下长”—他们长得比祖先们更弱，更慢，也更愚笨了，实际上到了体型萎缩的程度。或许他们是对的。村民们当然被这个见证他们放弃一切最终一无所获的变革的世纪给压垮了。但即便村民们在缩小，他们还是那么得意，脾气还是那么暴躁一他们还在这片沼泽地里的雨林家园中顽强生存。他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失调，没准儿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内爆分裂了。
但当然，同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来说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我们自己。